华语文坛中的“倪匡现象”

华语文坛中的“倪匡现象”

作者
轻尘
日期
2022年07月03日
出处
https://s.bailushuyuan.org/novel/traditional/reviews/47

倪匡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他集著名作家、百万编剧、名嘴主持于一身,其作品流播于各种媒体之上,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台湾、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形成了倪匡作品消费热潮,我们把它称为“倪匡现象”。

一、香港纸媒力捧倪匡小说

香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港英政府管治,基于政治及经济等因素,香港大部分纸媒机构都是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因为除了极少数非牟利团体或有政府、政治团体支持之外,一般纸媒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消费者购买或广告商支持,内容必须尽力迎合消费者的品味,才能赚取足够的资金赖以生存及发展,因此一种以商业为主导的香港纸媒生态得以形成。香港纸媒为了赚取利润,一直视连载小说为大众文化商品,于不同年代通过各种的出版渠道及销售策略,把通俗文学及作家推向消费巿场,务求赚取最多的收益以扩张业务。市场环境下的纸媒要赚取利润,自然要寻找最能为他们赚到钱的作家作品。香港通俗文学作家作品那么多,那些纸媒为什么就选择了倪匡呢?

在香港众多流行文学作家当中,倪匡是少数极具巿场触觉的作者,他能快捷、准确地掌握消费者的喜好,创作大量迎合市场需求的作品。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便是以笔名魏力创作的“女黑侠木兰花”系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电影《占士邦》(又译为“詹姆士·邦德”,“007”系列)在港上映,轰动整个香港。电影中机智果敢的间谍角色、正邪两派斗智斗勇的惊险场面、各种高科技的道具,均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感受到电影的热度,倪匡立即按照消费者的喜好,构思了“女占士邦式的人物”——木兰花,并立即投放市场。由于小说内容包含紧张刺激的侦探及冒险情节,再配以大量尖端科技,推上巿场后广受读者欢迎。“女黑侠木兰花”最初在环球出版社旗下的色情杂志《蓝宝石》上连载,受到读者的热捧。环球出版社社长罗斌看见小说如此热销,随即安排在另一份小说杂志《武侠世界》刊登,更以“系列”形式推出单行本。小说推出后,读者反映极为理想,出版社见有利可图,罗斌就以高价的稿费邀请倪匡不断创作同系列的故事。倪匡稿费由最初每1000字10元,增加至每1000字100元。既然是为赚钱而写,倪匡后来不断要求增加稿费,直至最后罗斌认为报社利润不足,才结束了合作关系。

虽都是为钱,却也说明了倪匡的价值:能赚到钱。倪匡之所以能赚钱就在于他善于按照读者的喜好,创作大量具有巿场价值的小说,而且速度极快,数量极多。除了“女黑侠木兰花”外,倪匡的其他系列作品如“卫斯理”“浪子高达”“原振侠”“亚洲之鹰罗开”等,基本上都是迎合市场热点而产生的“快捷产品”。

香港著名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梁羽生亦舒等,他们大多只专注于创作某一类型小说,如金庸、梁羽生专于武侠小说,亦舒多写言情小说,但倪匡却能不断打破原有框架,跨类型创作小说。在报章连载方面,倪匡于50年代末开始在《真报》连载武侠小说,由于深受读者支持,环球出版社社长罗斌及《明报》创办人金庸均立即向倪匡邀稿,因此倪匡便同时于《真报》《新报》《明报》及其他报刊连载武侠小说。倪匡于60年代更尝试创作融合现代武侠和科幻于一身的“卫斯理”系列,推出巿场后迅即获得理想的反应,开拓了新的读者巿场。除了武侠及科幻小说外,他亦于多份报刊同时连载多个类型小说,如官能冒险小说《浪子高达》及《神仙手高飞》、冒险奇情小说《亚洲之鹰罗开》和《非人协会》、爱情冒险小说《年轻人与公主》、爱情科幻小说《原振侠》等。倪匡曾同时为12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一年内推出超过30本小说。由此可见,倪匡能同时创作多种类型的小说,实有别于其他通俗小说作家。跨类型创作小说有利于他与香港多家纸媒机构合作。不同的纸媒有不同的读者群,倪匡按不同纸媒特性及读者喜好创作作品,不同纸媒机构又及时推出单行本,从不同类型的读者身上赚取利润,都得到理想的回报。作者倪匡只是一人,却在各家出版社的宣传策略和多声部的市场轰鸣中,产生了协同共振效应,从而成为各种纸媒争抢的“市场达人”。另外,倪匡创作有一个重要特点,答应别人的稿件一定会按时交稿,这有利于他跟各家纸媒建立长久而互信的合作关系。在众多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中,倪匡能够脱颖而出,有其必然的因素。

二、两大出版集团的市场运作

“倪匡现象”得以形成与环球出版社和明报集团市场运作有很大关系。这两大出版集团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香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环球出版社集团的社长罗斌具有很强的市场嗅觉和市场运作才能。香港知名作家陶杰曾撰文论述有关罗斌出版“女黑侠木兰花”的情况:

“《新报》老板罗斌,不是“文人办报”,而是上海老派商人。这种人有一个特点:营商方式传统稳健,绝不敢冒险。罗斌先生经营《新报》,算盘打得精,严控成本,可以与邱德根的荔园媲美。例如他聘请高手在副刊写小说,其中之一是倪匡。当年倪匡以魏力为笔名撰写《女黑侠木兰花》,由于情节紧张,风格像占士邦,大受欢迎,四天就完成一本书,转载完毕,罗斌命令每天印刷厂的字房工友,在排完倪匡的一段小段后,铅字版原样保留,搬到另一个房,拼凑起来,另行出书。这样就少了一重再“执字粒”,排一次的手续,节省了时间的成本。这一招,相信在印刷史上从没有人想到过,但罗老板想到了。”

可以这么说,倪匡及其作品是罗斌市场运作实践的一大杰作。罗斌是倪匡的发现者。倪匡开始创作小说,完全是为了生存而赚钱。1957年,籍籍无名的倪匡把小说《活埋》投稿至《工商日报》并获刊登,由于稿费吸引,他继而向多家报社投稿,其后被《真报》社长陆海安聘任为助理编辑兼杂役。当时《真报》副刊有小说连载栏目,由于出现作家脱稿的情况,倪匡自荐续写,广受读者欢迎,倪匡便采纳陆海安建议以岳川之名开始连载武侠小说。在《真报》发表《七宝双英传》1个月后,即有4家报馆向倪匡邀稿。尽管小说受到欢迎,倪匡也还是香港通俗文学市场上的无名小卒。此时,罗斌一眼看中倪匡,感觉到这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富矿”。他以《真报》的3倍稿费力邀倪匡与《新报》合作。他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提高了倪匡的知名度。

罗斌营运《新报》的方式实有别于传统文人办报,他是从商人的角度经营报社,追求连锁效应。环球出版社旗下拥有大量报刊,包括《新报》《武侠世界》《迷你》《蓝宝石》等,又出版大量售价3至4毫子的单行本小说,亦推出多个类型的丛书系列。他希望倪匡先在《新报》连载他的武侠小说,再转载至其旗下的各类型刊物,为集团带来连锁性收入。就以倪匡的“女黑侠木兰花”为例,在环球出版社旗下报刊连载时,由于小说广受读者欢迎,罗斌见巿场需求甚大,因此要求倪匡不断创作同系列的故事,倪匡最高纪录在1个月内撰写了8部“女黑侠木兰花”小说,先后通过环球出版社推出60个故事。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大量连载及出版系列小说,罗斌更加大宣传并开创了独特的印刷方法。当时为了使“女黑侠木兰花”热销,罗斌特意邀请香港著名漫画家及电影艺术主任董培新设计封面。董培新把木兰花的外形塑造得特别现代、性感,以此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注意,通过封面设计来吸引读者购买。为了引起读者关注及提升销量,出版社都会在新小说连载时撰文介绍,又在发售单行本时以彩色广告向读者推介,加强宣传效果。

由于出版数量及类型众多,环球出版集团在当时出版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为倪匡的作品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连载及出版舞台,使消费者能通过不同渠道接触及购买倪匡的作品,再附以合适的宣传策略,在巿场上掀起了倪匡小说的消费热潮,既为倪匡打响知名度,亦为集团带来丰厚的收益。

如果说环球出版集团对倪匡是发现和培育,明报集团对倪匡来说则是扶持和推进。《明报》于1959年10月20日创刊,创办人为查良镛(金庸)及沈宝新。为了使《明报》副刊内容更为丰富,借以吸引读者购买报纸,金庸以每1000字10元的稿费邀请倪匡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这就是后来倪匡的《南明潜龙传》(又名《罗浮潜龙传》)、《横刀笑天录》《铁衣大侠》《无情剑》等。此时的金庸已是香港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并为《明报》副刊撰写了大量武侠小说。邀请倪匡为《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是为了提升《明报》的销量,却也让更多读者认识倪匡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报社与作家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明报》曾于60年代逢周日附送《东南亚周刊》,为提升刊物的知名度,金庸以《素心剑》吸引读者,并邀请倪匡供稿,但倪匡担心名气不足,金庸因而提出合著武侠小说,以金庸挂名,内容则由倪匡负责,于是这部由金庸与倪匡(笔名岳川)合著的《天涯折剑录》便于《东南亚周刊》开始连载,这显然是以合作之名,借助金庸的名气向消费者推销倪匡的作品。《明报》在整个60至70年代,除了为倪匡长期提供连载的平台,亦乐于运用各种宣传方法推介倪匡的小说,提升读者的消费意欲,于巿场上打造“倪匡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金庸的鼓励下,倪匡尝试创作其他类型的作品,这就是“卫斯理”系列的诞生。为隆重其事,《明报》在“卫斯理”连载首日,特意在头版刊登简介。《明报》刊登这则介绍短文,显然是营销及宣传策略,为“卫斯理”造声势,引起读者注意,也证明了明报集团有意打造倪匡成为重点推销的作家。由于“卫斯理”系列是香港文坛少见的科幻小说,因此打开了新的读者群体。倪匡在60年代通过《明报》连载了超过10部武侠小说及25部“卫斯理”系列,数量远远超过该报上的其他连载作家。他与金庸紧密合作,亦令《明报》的副刊地位在香港报界引人注目。

《明报》对倪匡小说的运作,最为得意的就是“卫斯理”小说系列的推出。20世纪70年代,倪匡已在《明报》连载多个“卫斯理”的故事后,有人提议推出单行本发售,于是明报集团旗下的明窗出版社便印制了第一部“卫斯理”系列的单行本小说《老猫》,更邀请了香港著名漫画家王司马设计封面。在1978年2月推出初版时,明窗出版社已在小说封面上列明“科学幻想小说1”,可见出版社是希望有系统地把《卫斯理》连载小说以“系列单行本”形式推向消费者。由于《老猫》连载时已广受读者欢迎,因此推出单行本后旋即大卖。见此状态,明窗出版社立即顺势在半年内印制其他“卫斯理”故事,包括《蓝血人》《透明光》《蜂云》《蛊惑》等多部作品。明窗出版社在短时间内大量推出“卫斯理”系列的单行本,除了能吸引原有的读者购买收藏,也能使未曾接触连载版的消费者购买阅读。到了后期,为了保持“卫斯理”单行本营销的热度,出版社特意加强包装,例如在扉页印上倪匡的彩色照片,更附有金庸的题语,金庸再一次运用自身的号召力为倪匡的小说“贴金”。一直保持着市场强烈的推动力,是倪匡“卫斯理”小说始终保持热销的重要原因。

三、电子媒体的哄抬效应

如果将“倪匡现象”比喻成一个鼎的话,倪匡小说创作的特点、两大出版集团的市场运作,是此鼎之二足,而形成此鼎的“第三足”是电子媒体的哄抬。与纸质传媒匹配,香港的电子传媒一直追求市场性。倪匡作品显然是各传媒追逐的对象。香港以商业电影的制作饮誉全球,倪匡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他的作品几乎都被改编成电影,数量极多,单是通过邵氏拍成电影的有261部,未有拍摄的约有100部,加上台湾导演、独立制片等,也至少有200部。倪匡参与的电影中最有名的是由他亲自担任编剧、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其中陈真一角更震惊整个华语以至西方电影巿场。

在他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是6部“卫斯理”系列影片。其中《原振侠与卫斯理》除了由周润发、张曼玉等顶级演员担任主角,倪匡更参演电影的序幕,原著作者于电影中出现,这绝对能引起消费者的好奇心。该电影亦曾于台湾及日本上映,共得到1000万票房。倪匡相当喜欢小说被拍成电影,只要电影公司向倪匡支付足够的费用,倪匡从不介意导演删改故事内容。1967年上映的《独臂刀》,是倪匡亲自改编的第一部电影,不过因倪匡未能掌握编剧的技巧,最终被导演张彻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没有了原著的痕迹。对这样的删改,倪匡根本不介意,他要的是市场效应。这部几乎只是倪匡挂名编剧的电影票房突破了129万,刷新当年的票房纪录,使倪匡拥有“百万编剧”的美誉。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独臂刀》被删改之后,倪匡迅速地掌握编剧的窍门,继而开始创作大量电影剧本,而他创作或改编的剧本均能获得很好的市场效应。高扬的票房促使电影公司不断与倪匡合作,因此在电影界掀起了倪匡编剧的旋风,更与导演张彻、演员王羽形成“武侠电影金三角”。此外,倪匡创作剧本之快速,交稿之准时,也为电影公司所推崇。邵氏电影公司只要想到卖钱的题材就告诉倪匡,而倪匡能立即提供周详的设想和参考资料,让投资者增加莫大信心,电影监制蔡澜曾言倪匡只需3天便能完成一个剧本。对于倪匡编剧或改编的电影,长期担任倪匡电影监制的蔡澜直言:不重内容只重包装,只是商业电影。确实如此,倪匡电影也就是香港商业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不过这朵浪花有声有色,使得倪匡成为香港及其他华人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

与电影几乎同步,香港、台湾、中国,甚至新加坡的电视台都曾改编倪匡的小说为电视剧。中华电视台于1983年率先拍摄“卫斯理”系列电视剧,其中《少年王卫斯理》更勇夺2003年年度收视率冠军。香港无线电视台于1992年拍摄的《原振侠》电视剧,开创了偶像剧的先河,由黎明饰演原振侠,剧中的女角包括王菲、李嘉欣、朱茵等当红歌手及演员,电视台更制作特刊以作宣传,吸引观众购买阅读,风头绝对一时无二。近年来,网剧《冒险王卫斯理》更在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同步播出。每次开拍“卫斯理”,电视台都以高薪聘请炙手可热的演员饰演卫斯理,包括吴奇隆、余文乐等。近年来更投放大量资金用于电脑特技,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卫斯理”电视剧成为收视率的保证,也是各电视台的保留节目。虽然有读者批评电视剧与原著相距甚远,但倪匡的一贯其做法是,只要给予足够费用,绝不干涉电视剧的拍摄。香港亚洲电视台更邀请倪匡、黄霑和蔡澜主持深夜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邀请大量影视红星、上流名媛作嘉宾,以美酒佳人把3位打造成香江的风流才子。曾有观众反映听不懂倪匡的说话,电视台立即在《今夜不设防》中为倪匡配上字幕,提升节目质量。节目中3人清谈漫话风花雪月,巿民们既了解了他们的私生活,又接受了他们经常宣传彼此的作品。倪匡及倪匡作品几乎24小时地在市民社会“狂轰乱炸”,让“倪匡现象”一浪推着一浪不断前行。在香港的电子媒介传播中,广播剧播出与接受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早年,金庸作品的大热与电台对其联播有很大关系。倪匡也是香港电台青睐的作家。香港电台于1972至1974年间,连续播放倪匡“女黑侠木兰花”的30个故事,又于1981至1984年间播放“卫斯理”广播剧。香港商业电台则在1987至1988年间替“卫斯理”的37个故事制作广播剧,为郑重其事,更邀请歌神张学友及天王刘德华演唱主题曲及插曲。两首歌曲还收录于两人的唱片之中,希望吸引歌迷收听广播剧。台湾汉声电台在2005至2007年间开设清谈节目《空中卫斯理书斋》,主持人叶李华博士每星期向听众介绍一部“卫斯理”小说,共100集,而广州电台于2008年录制了《原振侠》广播剧,共84集,以说故事的形式呈现小说内容。虽然电台只能通过声音推动倪匡的作品,未及电影、电视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但却能以数量取胜,用细水长流的方式打动听众,有助于“倪匡现象”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香港具有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通过“倪匡现象”的分析能够充分体现出通俗文学及大众文化的特色。倪匡就是一个市场中人,他创作的作品就是一种商品。他的小说应市场而生,应市场而活。商品性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特点,在倪匡及其作品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商品性的作品并不精致,甚至并不完整,当然难以获得人们的钦佩和赞美,但是它却具有可再生性。正如费斯克所说:“它是个充满裂隙的文本,刺激生产式的观众写入自己的意义,从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读者可以在他的文本中获取阅读快感,而各种媒体可以在他的文本中找到灵感。

“倪匡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倪匡及传统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合力打造的大众文化消费热潮。劳特朋在《整合行销传播》中提出了一套“以消费者为中心”营销“4C”理论,倪匡的小说及相关作品可视为“4C”理论的经典案例:一是全都符合消费者的品味(Customer);二是媒体尽力降低成本,甚至免费推出巿场(Cost);三是消费者亦能通过多个渠道接触倪匡的作品(Convenience);四是媒体机构亦成为倪匡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Communication)。“倪匡现象”的出现,既是英雄造时势,亦是时势造英雄,香港社会的市场化给了倪匡表演的舞台,倪匡也给这个舞台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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