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①,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①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

“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①。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①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室里那人是个眼线,这一点无须向两位侦查员解释。他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我出去吗?”索博利问道。

“我的脸皮看上去很厚,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古罗夫微微一笑。“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去您的办公室,给斯坦尼斯拉夫讲一讲城里的新鲜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绝了。对了!”古罗夫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走到眼线跟前,说道:“对不起,我马上就来,”说着跟两位军官一起来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亚奇科说。“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维克托琢磨琢磨咱们的问题。”

侦查员跟眼线谈话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尽管那人应该把他刚刚讲过、多半还写过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但谈起话来却不会更加轻松。

“咱们认识认识吧。”古罗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在侦查部门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线放在膝盖上那只软弱的手。“您怎么称呼?”

“更夫,”眼线把手缩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叶梅利扬。当民警的永远也学不会通情达理。我中午从家里出来,说好了过两个小时回家,可是现在几点啦?一会儿这个人折磨你,一会儿又来一个,您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你们以为管了我两顿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做爸爸的‘出差’也该回家了。”

“我比你年龄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来称呼的话,请别见怪,”古罗夫边说边用手把眼线拉起来,让他在桌子边上的安乐椅里坐下,把电话移到他跟前。“叶梅利扬,咱们给家里编一段故事。就说火车晚点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个男人的头被人砸了个窟窿,当时你在场。那人被抬上了担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证。行吗?你的妻子要是反驳,你就把听筒给我,我来圆场。行吗?”

眼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齿,此时看上去才像不满三十的样子。

“哪儿冒出来您这么个好人?”他开始迅速拨号码。“基萨,是我。你问我干吗在醒酒所……我说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们拉我当证人……”

眼线把话筒递给古罗夫,上校用清晰的声音说: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主任克里亚奇科少校。我们向您道歉,耽误了您丈夫的时问。他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这儿……”古罗夫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姑娘,亲爱的,我们这儿有时会发生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为什么总是发生?是经常发生。国家杜马难道就不乱么?总之,好吧,我们这会儿还有些材料要写,写完了就用汽车把您的丈夫送到家门口。好,我一定转告。谢谢。”

“列夫·伊凡诺维奇,太感谢您了。给你们干事儿三个年头了,真遭罪,今天是头一次碰上好人。”

“别这么说,叶梅利扬,民警机关好人是有的,不过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你说你中午从家里脱身,出来十个小时了,累得精疲力竭。那么你通报了什么事情那么有趣,使得民警机关怎么也不肯放你走呢?”

“长官,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像是我无意中揭穿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你在哪儿干事?”

“在囚室里,这是约好的,”眼线答道,随即讲出城市另一头的一间临时隔离室。“我们四个人关在一块儿,我的任务是对一个瘦鬼留心观察,据说他有一支枪,可是他不认账。他不肯招供,这是对的。什么罪名都定不了,再关上一阵就会撵他出去。”

“可是说不定他以后会用这支枪把你的妻子干掉,”古罗夫随口说道。“行了,我要问的是另一个人。囚室里还有什么人?”

“就是因为那个扒手,今天一天叫我不得安宁,这会儿又把您找来了。早晨我对跟我联系的侦查员说了,囚室里有个人昨天带去审讯,可是回来的时候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再且还换了干净内衣。这么跟您说吧,要是这家伙是你们的人,那么跟他联系的就不是侦查员,而是个傻瓜。要是关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会在夜里把你们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家伙掐死。看你们往后怎么证明三个人中是谁杀了人。”

“等等,叶梅利扬,”古罗夫拦住他的话头说。“我似乎还不算太傻,可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没有什么猜不透的。吃午饭时那人被带走了,似乎是去审讯,傍晚又送回来,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味。开始时我还不十分明白,心想这事挺寻常,吸了新鲜空气,淋了雨,气味不同呗。牢房里空气窒闷,有个马桶,我们身上流汗也增加了汗气,从牢房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新鲜气味。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身上也该染上我们的气味了,可是他身上仍然是另一种气味。我装作偶然的样子俯身闻了一下他的头,觉得很干净,有一点肥皂的味道。当然也不是香皂,这一点他们不缺心眼,可是洗衣的肥皂也有气味。开始时我感到很气愤,心想塞进来一个搭档也不通知我一声。可是后来我一寻思,他要是跟侦查员谈话,那么办事处里根本就没有地方洗澡。而且他的派头也跟我们不一样,根本不讲他自己的事,也不请别人出主意,只是呆在一边一声不吭。我开始注意监视他,见他收拾东西睡觉时觉得挺别扭、挺不习惯,长筒靴扯下来,裤腿下面扎的带子又白又干净。就这么些,”眼线把两手一摊。“这家伙令人捉摸不透,像是个当眼线的,却又不是,但也不是一般被抓起来的人。”

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钱夹,仿佛顺便似的问道:

“他身材有多高?”

“这也挺有意思。他的身材跟我差不多,可是背拱得厉害,看上去像个小孩。可是墙上爬过一只蟑螂时,这人站起来挺直身子去拍蟑螂。我后来量了一下,我勉强能够上那地方。”

古罗夫拿出二十万卢布放在叶梅利扬面前。

“已经给我付过了,干吗还要这些钱呢,”眼线喃喃说道,但他很快拿起钱,马上收起来。

“我个人对你有个请求,给女儿买一块进口巧克力,再给你妻子买一束花,”古罗夫说,“转告他们,就说是民警送的,因为耽误了你的时问。”

“那她就会断定你们朝我的脑袋揍了一顿。给她买什么花!她能凑合着过,又不是娇小姐!”

“我把你送到家门口,请你务必买一束花。”

“您娇惯她了。我也不用您送,我就住在普希金街。”

有人敲了敲门。进来的是索博利和克里亚奇科,后者一进门就问道:

“达成协议了吗?”

“非常感谢,维克托,”古罗夫握了握索博利的手。“我欠你的情。”

上校苦笑了一下,把脸转向一边。

叶梅利扬办好出门手续,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带着这位眼线出来。古罗夫指了指“梅尔谢杰斯”车,说道:

“上车吧,我们送你。我看你既不会给女儿买巧克力,也不会给妻子买花,你会买另一样东西。”

“长官,您的权力到那扇门为止。”眼线看了看“梅尔谢杰斯”,叹了一口气。“这种车还从来没坐过。”

眼线把长方块巧克力装进口袋,手上像拿旗子一样拿着三颗钉子,朝脚下吐了一口唾沫。等他进了大门两个密探才开车离去。

“你没有想过周围的人认识他,看见有人开车送他回来会有不好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想过。那有什么不好?民警干吗用‘梅尔谢杰斯’车把他送到门口?对不起,他们可没有那种想象力。你干吗不问结果如何?”

“结果清清楚楚印在你的额头上。只有你才认为你的脸像贝尔维德雷宫①的阿波罗雕像一样是大理石做的。牌出对了,不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①在维也纳。

“这不成问题。斯坦尼斯拉夫,你的脑袋这么大,一下就能想出来。”

“你终于对我作了正确评价。”斯坦尼斯拉夫洋洋得意地笑了一笑,同时用一只眼狡黠地看了朋友一眼。“明儿一早咱们去市检察院找伟大的法律家杜尔·伊凡诺维奇·德拉奇,向他报告极其真实的事实真相。”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去啰?”古罗夫露出天真的笑容问道。

“不用解释就这么报告么?我们有充分根据,怀疑因扒窃被捕的某某人持有伪造的证件,是个特别危险的罪犯。我们请求批准将他拘留三十天,而且不是关押在像穿堂院一样的临时隔离室,而是关在布特尔监狱。”

“真不赖,斯坦尼斯拉夫,你考虑得很全面,可是你忘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要是这么做的话,第二天就会来一个律师。会有人想方设法让律师立即赶来。我敢下一百比一的赌注,扒窃的罪名甚至不是随便想出的,而是精心编造的。你知道,用纸牌垒的房子只消用指头一碰就会完全坍塌。我看这个扒窃案中根本就没有受害者,或者说曾经有过,后来却消失了。至于‘有充分根据怀疑’,这种漂亮话律师根本不屑一顾。跑龙套的扒手会立即释放,不是具结保证不离开本地,而是缺乏犯罪要素,无罪释放。”

“完全正确,”斯坦尼斯拉夫点了点头。“我只不过考考你。咱们还是重操旧业——等待。”

他们的车已经驶近古罗夫的家,这时一辆闪闪发亮的外国车——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车可没有那么干净——超到前面,随即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在大门口停下来。高级轿车的门打开,首先出现的是几束鲜花,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人跳下车来,殷勤地伸出一只手,随后钻出车来的是玛丽亚。

“没完没了的战斗。安宁对我们来说只是做梦,”克里亚奇科一边说一边拿起放在座位中间的警棍。

“别管他们,”古罗夫懒懒地说,但斯坦尼斯拉夫禁不住要开开心。

他走到司机的门边,用警棍敲了敲玻璃。

“小伙子们,谢谢你们把我送到家,我已经告诫过你们了,”玛丽亚说道。

可是这群兴奋的南方人从汽车里搬出鲜花和香槟酒,并未留意周围的人。

“只不过表示敬意,亲爱的!没有任何坏的念头!一大桶香槟酒和一大堆鲜花!仅仅出于对天才的尊敬!你是一位女神。”

古罗夫已经跟玛丽亚并排站在一起,可是谁也没有留意他。

斯坦尼斯拉夫更使劲地敲了敲车窗,问道:

“是打碎还是你把窗子打开?”

玻璃稍稍放低了一点,窗缝里伸出一张钞票。

“给这个警察一百美元,让他滚开!”人群中最年轻的一个醉汉叫了一声。

“我求求你。”玛丽亚扯了扯古罗夫的袖子。“演这个戏很费劲,我累了。不过,年轻人嘛,崇拜者嘛,不足为奇!”

“什么不足为奇?一大桶香槟酒和一大堆玫瑰对你来说不足为奇吗?”年轻的醉汉叫道。

“玛丽亚,你跟这些个守财奴饮酒订交了?”古罗夫问道。

四个格鲁吉亚人中有一个年纪大一些,也清醒一些,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件事情况不妙。

“请原谅,同志!年轻人嘛!南方人热血沸腾嘛!”说着他像放连珠炮似的讲起了格鲁吉亚语。

“第比利斯①没有人演戏么?”古罗夫冷冷地问道。“热血沸腾——那么好吧,可以让它冷下来。”

①格鲁吉亚首府。

斯坦尼斯拉夫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大声说道:

“有人行贿,给了我一百美元。司机显然喝醉了,我认为这一百美元是对我的侮辱。”

“听着,把这警察揍一顿,让他住嘴……”

突然间玛丽亚勃然大怒,狠狠打了说这话的人一耳光,随即又对古罗夫挥过手来,但他早有防备,这一下没有打中。

“马上从这里滚开!快滚!给你们民族丢脸!好啦,走吧,走吧!我把他们两个拦住!”她喊道。

“这两个人我们自己……”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推进汽车。

年纪最大的格鲁吉亚人大约跟古罗夫同龄,他重重叹了一口气,对玛丽亚鞠了一躬。

“请原谅,非常感谢您演的戏。”

“甭客气,”斯坦尼斯拉夫把一百美元塞进这个讲道理的客人胸前口袋里,又补充一句:“告诉那些小青年,让他们别碰俄罗斯女人。”

“谢谢,不过您说的这一点会有争论,”格鲁吉亚人又鞠了一躬,坐进汽车里。

“有争论你们回自己家里解决去,”古罗夫说道。

“伙计们,你们表现得太有礼貌了。”玛丽亚拥抱了一下斯坦尼斯拉夫。

“每个人都会碰上这种事,”斯坦尼斯拉夫开玩笑说。“我走了,我想你们可以到家,再不会有什么奇遇了。”他朝大门口点点头,随后快步向汽车走去。

“咱们走一走吧?”玛丽亚挽起密探的手。“你什么都知道,你说说看,是生活变得不正常了还是我们渐渐老啦?”

“都有一点儿,”古罗夫达观地答道。

“就在不久前这种场面还只会令我觉得好笑。可是今天我感到害怕。我得承认我怕的不是那些喝醉了酒的娃娃,而是你。你的平静和沉默令人感到不安。”

“用法律语言来说,这叫‘危险增大的根源’。”

“你应当爱我,保护和爱护我,而不应当老是让我感到精神紧张。”

“亲爱的,要保护就得把手枪装上子弹。”

“行了!咱们回家吧,我想吃东西,累死了。”

奥尔洛夫将军办公室的陈设最为寻常。主人坐在安乐椅里,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克里亚奇科面朝椅背骑在椅子上,不知为什么在发笑。聂斯捷伦科的坐姿则像坐在教室里第一张课桌上的优等生。古罗夫站在窗前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

“格里戈利的身体怎么样?”奥尔洛夫离开椅背坐起来,靠在桌子上问道。

“还好,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正在慢慢恢复,”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这很好,”将军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你们不能弄到有效的材料交给检查机关,这可不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在诗里早就写过了,”斯坦尼斯拉夫无意中冒出一句。

“什么?”奥尔洛夫对这句即兴答话一下子未能反应过来,他甚至摇晃了一下脑袋,随后生气地说:“你这家伙挺放肆,斯坦尼斯拉夫。”

“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古罗夫插进来,熄灭了香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说道。“对那些先生们得轻轻地推一把。”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望着他等他开口,奥尔洛夫则说:

“说吧,说吧,这不是演节目,用不着演一个停一下。”

“他们急于要跳,可是又选不准合适的时刻,得帮他们一把。”

“那就帮吧,不要只发议论!”奥尔洛夫生气了。

可是古罗夫不喜欢别人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对两位同事点头指了指门。“我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批准。咱们跳吧,伙计们,这里不深!”他把门敞开,让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先出去,然后自己向门口跨了一步,听见奥尔洛夫说道:

“等你完全无事可干时给我报告一下你的想法。”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鞋后跟啪地一声立正,随即走了出去。

奥尔洛夫扮了个不满的脸神,说道: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这家伙天生就是这种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