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建国后军队的第一大新闻:1958年刘伯承被召到京,在圣殿般的怀仁堂里元帅老泪纵横
1958年,历史上记载是一个“创高产”、“放卫星”的火红年代。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办“大食堂”,“吃大锅饭”,“大炼钢铁”;可是,很少有人记得当时政坛、军界飘浮的阴云。
这年7月上旬的最后一天,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正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急驰着。一位共和国的元帅躺在软卧包厢里,他正发着高烧,仅有的左眼患有青光眼病,几乎看不清东西。他的夫人汪荣华,随行的医护人员,都为元帅的健康担忧。他毕竟已经66岁了,身上弹痕累累,右眼早就致残。
军情急如火!不去不行。元帅是一位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极强的老布尔什维克、老军人,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战争年代,他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照样坐着担架上前沿指挥战斗。现在,更应该前往。“君命召,不候驾而行”嘛!
当然,这里的军情,不是讨论战略大计,也不是解决边境冲突问题,而是要老元帅到大庭广众中做检讨!专程到北京做检讨,历史上有过吗?!
火车到站,一辆黑色的吉姆车早就等候一旁,人们搀扶着老元帅坐进车里,朝陆军医院奔去。检查结果:患者高烧39℃,眼压73。医生的意见:卧床休息。“不行,我得起来,要到中南海,大伙都在等着哩,快!”
谁也拗不过元帅,说走就得走的。吉姆车又开来了,元帅服完药,钻进车里,朝中南海急驰而去。
中南海,多么神圣的地方。记得还是开国大典的前夕,老元帅作为开国元勋应邀到中南海商议建国、治军大计,多次漫游这处明清时代的“禁苑”。中海的“太液秋风”碑、紫光阁、蕉园等古典建筑,南海的翔鸾阁、涵元殿、香囗殿、迎薰亭等,令人目不暇接。各名胜处的山石花草,楼阁亭台,拥水而居,秀美宜人,这些都给老元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可此时此刻,老元帅已经全无心思欣赏飞掠而过的景致,他打精神端坐起来。虽是暑天七月,他依然裹了裹上衣,右手颤巍巍地从中山装口袋里取出检讨书。这份检讨还是在南京拟就,在旅途中又经一番润色的呢。
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邓小平迎上前来,紧紧握了握元帅的手。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可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开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同志意见还相当尖锐哩。
圣殿般的怀仁堂,聚集着全军的一千多位高级干部,金光闪闪的将帅肩章,使雕梁画栋的殿堂更加肃穆而辉煌。一个多月前——1958年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心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老元帅7月10日到京,也就是说会已开了一个多月,此时已是会议的最后阶段,也是会议的高潮。老元帅迈步走进会场,全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
当话筒里传来主持人的宣布:“下面由刘伯承同志作检讨!”
话音刚落,全场鸦雀无声。在场的元帅、将军们面面相觑,担忧、同情、期待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老元帅怎么了?为什么老泪纵横?!
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压抑。建国以来,这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和将军,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谁知道这是开头,还是结尾?谁知道,建国了,胜利了,还闹出这样轩然大波?!
元帅作检讨,真够吓人的!
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
元帅检讨完毕,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做检讨还会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又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现象。这一阵阵掌声中,交织着多么复杂的情感啊!
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
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迎来了公正与光明。
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指出:“1958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历史终于拂去了自身的尘埃!谬误终于让位于真理!
1989年6月中国官方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对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作了全面的披露。文中写道: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次会议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作为现实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元帅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议决议错误地说,主管训练工作的部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是错误的。在这一斗争中,过分强调自己的经验,排斥外国有益的东西,使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工作基本停顿下来,使一些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处于被废除的状态。同时,错误地批判了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将他们调离了领导岗位。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当时和以后的军事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十多年过去,事物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谢天谢地。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建国以后,军内的第一次“大斗争”由此而始。人们也不会忘记,战功卓著的萧克、李达将军蒙冤受辱的经历。
刘伯承,成为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
人们知道刘伯承是“刘邓大军”的主帅,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的光芒,永远闪耀在中国的星空。党所缔造的“刘邓大军”的血液,仍在流淌,脉搏仍在跳动。
可是,许多人并不了解老元帅命运多舛的坎坷经历,不了解他戎马生涯的负面。
诸如,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如何能跻身军界,成为威震四方的名将?
一个24岁瞎了右眼的人,如何能指挥千军万马?
一个右腿几乎致残的军人,如何能渡过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
一个军事暴动的领导者,在屡遭惨败后如何重振军旅?
一个被儿子告发的人,怎样死里逃生?
一个两次被撸掉总参谋长职位的人,怎样再度崛起?
一个66岁的老者,为什么会在怀仁堂泪飞如雨……
一位开国元勋为何会在政坛上一度悄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