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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派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重新返任时发表过一次很长的谈话,大意是说:在抗战期间,他奉命留在上海做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招认出自己所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他还曾经吞针自杀,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是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万苦千辛,终于逃回重庆……同时重庆方面也曾大肆宣传,把他这一行为,吹成为典型的敌后抗日英雄人物。

国民党大官吴开先真是这样的硬骨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会在重新返任局长的第二天,专程跑到唐生明家去向唐道谢了。原来他那一幕丑事唐最清楚,并真心诚意帮助过他。

吴开先被捕后能返回重庆,当时是负有日寇招降蒋介石的重大使命的。这件事具体经过如下:

1943年夏天,唐的身份已公开为蒋介石派在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联络人,有天李士群告诉他,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长吴开先已被捕多日,业已去过南京,见过汪精卫和注的日本顾问,他们原来准备让吴担任南京的社会部长或伪中央党部其它重要职务,吴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等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又把他送回上海,要他和唐共同研究,并让吴暂住在唐家不要对外露面,将来如何安置,再慢慢谈,唐同意了。

第二天,李士群派人把吴送交给唐,唐一面向蒋介石报告;一面与吴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当时吴也拿不定主意,既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和日本还想要他干什么。唐便向各方去打听,了解到,原来是1943年1月9日南京伪政府奉日寇之命,向美英宣战后,日本最高当局的决策是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愿作出更多的让步,日本愿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形势,把大部分侵华军队撤走好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绝和美英关系,并公开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

在如何进行反共问题上,当时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这样告诉唐:“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一天天在壮大,已成燎原之势……如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更强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好机会……”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听信谗言,所以必须找一个能直接和蒋介石当面分析利害的人去恳切谈谈,他们认为吴开先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所以正在考虑。他们一面谈如何运用吴开先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唐示意他也应当这样去说服蒋介石。唐了解到这一内幕后,便向蒋介石报告,答复只是让其继续注意。

隔了好久,蒋介石的指示又传来,他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不要去南京任伪职,并说明,吴到重庆后会妥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从这一回电中,也可看出蒋也是寄希望于吴开先,想看带回去的和谈具体条件。

有天,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来到上海,他是一度离开汪去担任部队工作,汪的最高军事顾问换过柴山和松井两人,日本政府认为这两人都不如影佐,所以又把他调回原职。他重新回任后权力比过去更大,日本政府很相信他,许多重大问题都可由他作出决定。唐在上海见到他,便找他谈吴开先回重庆的问题,他当时即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回重庆去说服蒋介石,应当早日停止抗战。他很慎重地向唐表示:为了蒋介石着想,应当立即接受日本人这番诚意,下定决心,才是出路。他还说:重庆方面如果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尽可能多作出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唐把重庆同意吴回去的话告诉他,他更兴奋,马上向唐说了一些对蒋介石很尊敬的话。临走,他还希望唐多利用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早日促成这件大事,对大家都有好处。

唐回家便把和影佐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吴开先,吴听了高兴异常。

又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约在1944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下,吴乘机离开上海经广州湾回到了重庆。不知吴回重庆见了蒋介石怎样谈的,因直到抗战胜利,吴唐两人才晤面,彼此都不愿再去揭那一幕暗地里准备进行的和谈丑剧了。

1944年以后,由于同盟国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与美帝又勾结得很好,他这时对准备投降日寇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变,对勾结日伪的兴趣不像以前那么浓厚;这个时候,军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是着重在替美帝作情报和气象等方面的工作。

唐生明在上海,曾于无意中为美帝得到过一件他们认为价值很高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使美帝海军在全歼日本舰队中起过重大作用。当时军统在沦陷区搜集日军的情报,大都是通过一些与日军有勾结的汉奸去进行这项活动,得到的东西都比较可靠。唐在上海经常往来的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职务)古川,这人原不认识唐,是他自己去找唐的,因为1928年唐生智反蒋失败,从汉口坐日本兵舰在上海换船去日本时,古川有个兄弟原在汉口日本海军方面工作,汉语很流利,唐生智请他当翻译;以后又陪同其去日本。因唐生智对这人很好,古川便一直记得这件事。唐生明由重庆到了上海后,古川听说这人是唐生智的弟弟,经须贺海军少将的介绍(须贺抗战前在武汉日本领事馆工作时,便与唐生智,唐生明兄弟相识),便找到唐生明联络叙旧,在那个环境里,都是以能结交日本朋友,特别是以结交日本高级军官为荣,所以唐生明也乐得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唐和他往来中,渐渐由一般性问题而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古川不止一次地向唐谈到中日亲善问题,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能与日本合作反共的,而汪精卫的力量却很有限,只能在口头上高喊反共,实际上成不了大器。当时他这种看法,几乎是唐在沦陷区所见到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普遍都有的一种论调。

约在1944年下半年中,有天古川邀唐去他家吃便饭,古川饮酒不少,在与唐谈到日本海军作战的问题时,他带着几分醉意向唐夸口说:“日本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虽有些损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袭美国海军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当前战局。”唐便故意用怀疑口吻进一步去追问他:“有几分把握?”他又连干了几杯之后,便不知不觉中流露了他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消息,说日本正在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其不意,给美国舰队以突然的一次袭击,可以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像在珍珠港一样。唐听到这些后马上给重庆发了急电,戴笠立即将其送给中美合作所转给了美海军方面。据说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寻日本舰队的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的情报,他们也估计到日本一定会把剩余的力量集中来一次突袭,所以对唐的这一情报十分重视,经查对属实后,便趁日本舰队尚未完全准备妥当,集中海空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动攻势,结果在雷伊泰湾附近那次激烈的海战中,一下击沉和击伤日舰近百艘之多,使日海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溃不成军。由于这一胜利,中美合作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由准将晋升为少将,美国海军部并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

抗战胜利后,梅乐斯到上海,专程去见唐致谢,并说这一情报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

抗战进入末期,自苏联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后,南京伪政府的大小汉奸们,莫不惊恐万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主子日本军阀寿命也不会长了。一些过去与重庆有关系的,都庆幸自己早留有退路,将来蒋介石回来问题还不会太大,可能依旧官复原职。少数过去与重庆没有一点关系,而对日寇忠心耿耿的,则终日惶惶,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去钻门路、找关系。不少人向唐生明送厚礼,拉交情。另一些则作逃往外国打算,尽力捞一把,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压榨,比过去更厉害得多了。

戴笠于1945年夏天就赶赴东南,等候胜利。他亲自在作抢先接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种种部署,每天都与唐生明有电报往来,随时要唐告诉他京沪方面情况。他在建瓯、淳安等处等了好久,满以为日本马上要投降;但是当时日本对美国的逐岛进攻,一直是极其顽强地在抵抗。看样子一下还不能结束这场战争。戴笠等得不耐烦,正打算先回重庆去,这时,新的消息传来,苏联已在东北向日军发动进攻,日本三面受击,才提前宣布投降。戴笠便急急忙忙发出大批委任和委派汉奸的命令。指示他们应如何勾结日军利用伪军来维持各大城市治安,尽力阻止新四军就近进入京沪杭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