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庐山风云(上)
——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幕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
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了老实话，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会议转为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神仙会”
1959年7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中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把“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
从7月3日到10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毛泽东诗意盎然，不时作诗，别人也作诗相和。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总结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7月4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我们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吃了亏。
食堂办不好，一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7次发言和插话。
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彭德怀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也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东西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他强调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责任，人人有一份。
他还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而且坦率和尖锐，达到了他纠“左”的强烈愿望。
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情绪偏激和用词不当之处。如他在小组发言中曾说：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动和启发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纷纷发了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7月4日的发言中说：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是护短的。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大都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忧虑，彭德怀更是忧心忡忡。
彭德怀上书毛泽东
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以后，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看法的念头。
对于“大跃进”中带来的严重问题，彭德怀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他过去也曾赞成和支持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曾在“成绩”面前产生过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感叹。但当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他对此便开始怀疑起来。
1958年12月，彭德怀到他的家乡乌石、平江等地调查，不少农民找到彭德怀告状申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谷撒地，禾场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与呼！”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群众的疾苦而呼喊。
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刚从东欧访问回来。在黄克诚的敦促下，他顾不得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庐山参加会议。在西北组的发言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按照周小舟的意见，彭德怀决定找毛泽东面谈，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料警卫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毛泽东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
彭德怀的信约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发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下分甲、乙两个部分。
在甲部分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指出：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是正常的事，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是难能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但信中着重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这说明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是抱有很大怀疑的。彭德怀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再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这一点的看法是与毛泽东很不一致的，特别与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主张继续反“左”，毛泽东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
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感到不满。
毛泽东完全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与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会晤赫鲁晓夫有联系，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左”的名义否定三面红旗，是向他“下战书”。
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风云突变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他于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常委会作决定，从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没有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分别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黄克诚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这样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
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张闻天的发言长达3小时，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他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本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就感到不满，又看到黄、周、张发言支持，他更为不满了。
7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头皮顶住。已表露了不满情绪。
晚上跳舞时，李锐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他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张闻天的长篇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
他曾着意研究经济问题。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写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
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
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也兴奋过。但看到一些缺点、错误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党委开会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不满，陈毅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得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检查，注意到劳动力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有交谈，观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
也找周小舟谈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有经济理论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张闻天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全文8000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
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3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区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
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5％，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人的帐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帐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命名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了，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
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
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
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
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B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B3人口对5亿农民来讲，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
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农民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务，还可节省物资，节省粮食。
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动。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党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开展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明。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农民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讲过吧？
（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
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B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诱导我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
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不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二十三日夜事件”
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回忆中说，我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我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这是我这一年多来的接触和个别谈话中，深深感觉到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当然，谭老板放炮不准，但勇于负责，还是很喜欢的。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急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日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黄克诚最后劝慰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周惠很少说话。这样，我们才平静下来。小舟又谈了些湖南当前抗旱等一些工作问题。这时已经过10点钟了。将起身走时，彭德怀到黄克诚的房间来了。他们住在一栋平房的两头。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回来看见小舟正在路边碰见罗瑞卿，向罗打招呼。周恩来安慰彭德怀
23日上午散会后，周恩来召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不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8．8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的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吸取教训。今年你代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彭、张、黄、周分别作了检讨
在7月26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再次做了检讨。他首先还是重申，参加庐山会议以前，“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然后谈到，参加庐山会议后，逐渐有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欢讲成绩，一讲到缺点，就要讲成绩；一讲缺点，似乎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反复考虑，才认识到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可见，张闻天思想的转弯受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折磨，但他这时还是没有“上纲上线”地责备自己。只是检讨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根本无法解开这些‘为什么’，只好归结：对“大跃进”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够，表现不够坚定。”他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
“看到了我的问题，我也就想到彭总的信，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提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
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在结束检讨发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黄克诚（在第五组）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周小舟在第二组，直到27日，他才作长篇发言，他的“觉悟”较慢，他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因此，人们频频插话，柯庆施更不断质疑，追问小舟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讲话，自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人们对周小舟的发言极为不满。
23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日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
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谈到写信的事：“开初，对把信印出来有点不高兴。我曾想：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一个人看，请他指示的，如要印发作为意见书，我就要仔细斟酌一下。晚上想想，发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让大家斗一下，把模糊的东西搞清楚一点。争论印不印，是不对的。我的这封信，印出来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当然，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信中缺点写得很多，缺乏分析，意思没写清楚，不是因为仓促，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彭德怀还说：“为什么写这信给主席？我这个人是旧军官出身，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对此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写信给主席。”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强调了困难和缺点，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13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
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
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
“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成包袱背起来了。”
可以说，当时大家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更激烈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后面。
彭德怀后来在笔记中追叙了当时的心情：“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呵！真像万箭穿心似的。”
他的难过，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在后来追忆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日的检讨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的检讨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