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
毛泽东说：“叶公是个明白人哟”
叶剑英很快地看完了当天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拿出红蓝铅笔，在“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下划了两条红杠。他像愤怒的猛虎，呼地站起来，朝着宽大的窗户气愤地喊道：“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个‘临终嘱咐’？主席去世多天，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说？”
叶剑英琢磨了一会儿社论，就拨通了李先念的家中电话：
“喂，您好哇！现在干什么呢？哈哈，也在读报看书哇。看到老人家的那个所谓‘临终嘱咐’了吗？这件事你知道吗？不晓得？对喽，既是临终嘱咐，为什么政治局会议上不传达？你的问题提得好！是的，我先请示请示第一副主席再说。”
叶剑英刚拨通电话，忽然想到了什么，抓话筒的那只手又放下来。他按响了桌上的电铃，一位穿着便服而具有军人风度的年轻秘书走进来。
“马上备车，我要出去换换空气。”
院子里响起了嗡嗡的轿车发动声。
叶剑英出了卧室，把头上的军帽整了整，抬了一下左臂。
那辆发动的轿车开上台阶，连停都没停，就朝院外驶去。3分钟后，又一辆黑色轿车驶上台阶，叶剑英自己拉开旁门，钻了进去，和司机悄声说了地名，轿车便箭一般地驶了出去。
叶剑英还没落座，华国锋就从内室的门内走出来。他的变化使叶剑英很吃惊，脸上干巴巴的，显得很憔悴，眼皮耷拉着，好像几天没睡觉似的，手里拿着几页文稿，像是正在准备毛泽东的悼词。
“刚才是您来的电话吗？我刚接起来，就没声了。”华国锋说。
叶剑英点点头：“这个问题在电话上说不安全。想了很久，还是和你面商为好。”
“你是想问今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是的，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当然，如果是真有的话。”
“不，我丝毫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汇报这件事。”
“什么？”叶剑英睁大了眼睛，“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不对你讲，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我敢断定，这是伪造！”
华国锋的脸色从白变红，手里的纸也微微抖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他们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难道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给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的脸又由白色变成灰色，他把手中的材料扔在茶几上，长叹一口气，说：“这件事暂时不要和任何人讲，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
“总理啊，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叶剑英今年79，没多大活头了，但是我不忍看着毛主席领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浴血奋战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哇！”
叶剑英为了让这几句话对华国锋起作用，稍微停顿了几分钟，然后，又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
“你是说……”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华国锋很快意识到什么，慌忙摆手道：“不不。剑英同志，你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不到紧急关头，千万不能采取过激措施。毛主席刚刚逝世，全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你怕，可人家不怕啊！”叶剑英深沉地笑了笑，“等到人家羽毛丰满的时候，你我下手都晚了。这几天，王洪文看得我很紧，又搬到我这边来住了。而且他们活动频繁，很不正常。发表这样的毛主席的指示，事先也不请示，弄得密不透风，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华国锋端着茶杯，来回转了几圈，一声不吭。忽然，他想起了毛泽东今年3月份和他的一段谈话。
那天，他向毛泽东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似乎无意之中提到了叶剑英。毛泽东问他：“你和他交往多吗？”华国锋很诚实地摇了摇头：“除了开会，私下里我们很少接触，对他了解不是太多。”
毛泽东含混不清地说：“叶公是个明白人哟。‘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送给他最合适。八一南昌起义，他有功，是大功哟。长征中，张国焘要叛变，要就地解决我们，也是他报的信。你和他共事，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叶公是值得研究的哟。”
华国锋费了好大的功夫，来理解毛泽东的谈话。他回到家里，找来有关资料，查明了叶剑英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重大功绩。华国锋的信条就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1938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失守，太原失守，华国锋的家乡山西交城县也被鬼子占领了。年仅17岁的华国锋在抗日救国的教育下，和爱国学生一道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他从县委书记和游击队队长嘴里听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名字时，内心里充满了对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尊敬，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和这些大人物一起共同商量国家大事，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任，更没想到他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些劳苦功高的老革命家竟屈居于他的领导下。
历史的进程有时像淘气的孩子，专门和人开玩笑。1940年，华国锋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主任的时候，有人还担心他“太嫩，怕压垮这位后生”。5年后，他就担任了交城县和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这下，没人再说他不行了，带之而来的是一片夸奖和赞扬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的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有些人恋家怕苦，怕“死在异乡”，说啥也不愿去。气得一位搞动员工作的将军拍着腰里的盒子枪说：“谁不听从调令，小心老子的枪走火，毙了他！”话音刚落，华国锋就站了起来，第一个报名，到湖南湘阴县当了县委书记。两年后的夏天，他又调任湘潭县委书记。
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上任的头一天，就来到这位伟人的诞生地。他指示当地乡政府，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说将来会有中外友人和群众来这里瞻仰。他预言对了。很快，湘潭就出了名，华国锋也理所当然跟着湘潭出了名。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国锋率领干部群众大干苦干，很快改变了湘潭的面貌。
第二年，他又由县委书记提拔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从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到反右派的斗争，华国锋一切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经常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他那谦虚的言行和憨厚、忠实的外表，赢得了毛主席的绝对信任。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像火山似地爆发后，华国锋犹豫过、彷徨过，他也并不太理解这次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但是有一个信条他没忘记：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凡是毛泽东指示的，他就坚决照办，坚决贯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所以，他很快就和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向“走资派”猛烈开火，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提议省革委的第一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召开。4月9日，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带领全体委员瞻仰了毛泽东的旧居，在毛泽东的像前举手宣誓：“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和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刚调北京不久的华国锋一跃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又于1月21日和28日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还规定“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心里说，照理讲，该我理所当然地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现在，叶剑英又站起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我，莫非他这是要第三次为党建立功勋么？但这次的对手却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毛泽东的妻子和一些亲属，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也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亲手提拔并委以重任的，弄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华国锋又有些胆怯了。他吞吞吐吐地对叶剑英说：“剑英同志，关于他们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再妥善地考虑一下。弄急了，弄早了，都会造成想像不到的损失。我看，还是等把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完再说吧，你说哩？”
叶剑英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同意他的意见。江青威逼华国锋召开中央常委会
9月18日下午，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百万群众簇拥在广场中央降落了半旗的旗杆下，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城楼前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戴着白花和黑纱，登上了主席台。
主持追悼会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紧挨着江青，表情庄重。他望着广场中央那排列整齐的密密麻麻的人群，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膨胀起来。十年前的今天，他还仅仅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个小科员，可现在，他竟梦幻般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主人。眼下，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排列在他的前头，而这个人则随时都可能被他们拔拉掉。他很快就能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这时他才真正理解了“革命”和“造反”的含义。
华国锋用沉痛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悼词。悼词是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和通过的，他只不过是照本宣科。经过他和叶剑英的研究，悼词里没有那段“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
当江青向他提出要求，要加上时，他以“你们告知我太晚了”为由，堂而皇之地拒绝了。
追悼会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江青拦住了华国锋，她后边跟着王洪文和张春桥。“国锋同志，我郑重建议，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远新、文元同志都应该参加，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你看怎么样？”
华国锋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他们是事先通了气的，就点点头说：“好吧，我和剑英同志商量一下。他不但是常委，还是党的副主席嘛。”
“剑英不是身体不好吗？我看他就不必参加了。我们定下来的事，通知他一声就行了”。江青又指着王洪文和张春桥说：
“这不，洪文、春桥两位常委都在，你们可以马上决定嘛。”
王洪文说：“主席的追悼会也开过了，党内的许多大事需要碰碰头，予以解决”。
“就算个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吧！”张春桥板着面孔，不冷不热地说。
见王洪文、张春桥表了态，江青的眼睛又转向华国锋。华国锋犹豫了一下，只好低下头，说：“那好吧，明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汪东兴支持华国锋
华国锋刚到家，汪东兴就跟着来了。他给华国锋使了个眼色，华国锋就跟着他，来到院内的一棵松树下。公务员给他俩送来两个藤椅和两把扇子。汪东兴一边落坐，一边说：
“江青又到张玉凤那里索取了几份文件。毛远新还和江青一起，以借阅的名义，取走了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两次谈话的记录。其中，有9篇主席写的文件原稿及修改稿，至今没还。我建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不能容许她凌驾于中央之上。”
“她刚刚逼着我，非要明天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不知又要耍什么名堂”。华国锋叹了口气说：“这个娘们实在难缠，对她软不得，也硬不得。东兴同志，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汪东兴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他们，是坚决支持你的。你放心，到了会上，你只要态度坚决些，跟着江青他们走的是少数。毛主席生前已经看出江青、张春桥他们积怨很深了，如果把重权交给他们，非出乱子不可。主席的人事安排，你还看不出来吗？”
听了这话，华国锋觉得似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汪东兴今天很坦率，和盘端出了心里话。他拍了拍汪东兴的手背，又叹口气说：“邓小平去年夏天曾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江青小宗派的问题，结果让她翻起来，把小平置于死地。我担心我们会上捅马蜂窝，会后他们又串起来搞我们的鬼。唉，政治斗争很复杂，看来我这个人不适宜作党的主要领导人。”
“不！你是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汪东兴忽然激动起来，在柔软的草坪上转了个圈，说：“毛主席生前安排好的接班人，我汪东兴誓死保卫。华总理，如果你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他们的问题，不但会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拥护，而且会深得人心、党心，树立起铁一般，不，钢一般的权威。”
华国锋的眼睛一亮，忙问：“有什么根据？”
汪东兴把藤椅往前挪了挪，悄声说：“毛主席的威望，就是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起来的，这点你比我理解得更深。现在，你是毛主席亲自确立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兼国务院总理，重权系你一身，这是最大的优势。其次，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内冤家很多，像叶剑英、李先念这些人，早对他们恨之入骨，解决他们的问题，老同志们打心眼里赞成。再次，毛主席生前对江青多次批评，不准她组阁，不准她当后台老板。这些重要武器，正是我们出击的尚方宝剑。最后一点，通过开他们的会，把他们的狂妄气焰压下去，也死了他们那伙人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心。所以我说，到了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了”。
“好哇，通过你这么分析，我的胆气就壮实多了！”华国锋紧紧地拉住汪东兴的手，使劲地摇晃了几下，“今后你给我当助手，帮助我决断大事。你说的这件事，容我再好好想一想，千万注意保密！”毛泽东手稿之争
9月19日下午3时左右，两辆红旗小轿车缓慢开进人民大会堂的西门。江青拎着一个白色的小提包，从轿车里钻出来，在一位年轻军人的陪同下拾级而上。进了门，她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把精致的黄杨木小梳子，把稍微散乱的头发梳理了几下，然后快步朝小会议室门口走去。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穿白色服装的服务员守在门口。江青走到跟前，轻声问她：“人都到齐了吗？”
“就等你，首长。”
江青整了整衣服，把左臂上的黑纱往下拉了拉，眉梢往上一挑，径直走进会议堂。她依次把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扫了一遍，然后往沙发里一坐，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眼睛盯住华国锋，就不再吱声了。
“主席的追悼会刚刚开过，今天我们临时把有关同志召集起来，商量一些有关的问题”。华国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有时抬起眼皮，看看众人有什么反应。“我希望我们都本着一个团结的愿望来提出问题，不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临终前对大家的期望。”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会场里就传出一阵凄楚的哭声。大家循声望去，只见江青左手拿着她的那副眼镜，右手用手帕捂着脸，正呜呜地哭。她的哭声越来越高，最后竟嚎啕大哭起来。
汪东兴很熟悉这位女人的脾气。他双手搭在胸前，冷漠地注视着她。在他眨眼时，也眨得很慢，像有意要把对方看透似的。他见华国锋有些窘迫和难为情，就轻轻把茶几敲了敲，说：“江青同志，不要这样嘛。你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嘛，何必要这样呢！”
“我伤心！我后悔！”江青突然把手帕往茶几上一扔，像吵架似的拍打着胸脯说：“主席生前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哪个不是主席亲手提拔和培养的？为什么主席刚刚过世，就让人欺负我？你们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主席生前跟我讲过，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想不乱，只能凭良心、党心、阶级之心。现在，他遗骨未寒，就想把我扫地出门，请问你们对得起主席吗？”
江青不说话而已，一开口就像一只喳喳乱叫的麻雀，使人无法插话。王洪文几次想帮腔替她说几句，可刚开口，就被江青滔滔不绝的长篇话语打断了。
听了江青一连串的哭喊和吵叫，华国锋好像被人用空对空导弹轰了一下。他脸上的肌肉不住地哆嗦，嘴唇由白到青，不停地摇头。他的两只手忽然“啪”的一下，拍到沙发的扶手上。人们都以为华国锋是个不爱发火的老实人，他的这一举动大大震动了几个参加会议的人。
“我越听越糊涂，你究竟是在控诉谁？谁欺负你了？”华国锋也提高了嗓门说。
“我指的是小张！就是张玉凤！”江青并不甘示弱，她把眼泪一抹，大声问：“她不过是主席生前的一个秘书，有什么资格阻挡我回家取东西？丈夫的妻子回家取自己的东西，难道还需要批准吗？”
“你是不是指你取主席的手稿这件事？”汪东兴插话问。
“是又怎么样？”江青杏眼圆睁，怒目直视着汪东兴，嘴唇下的小黑痣像要跳出来似的，不住地颤动。
汪东兴用温和的口吻说：“要是说这件事，那你就错怪张玉凤同志了，是我通知小张，不准任何人启动主席的文件的。”
“为什么？”毛远新站起来，气呼呼地质问他，“难道江青同志也不能动吗？”
“是的！”汪东兴心平气和地说，“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向江青同志讲得很清楚了。她是一个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她没有理由在党内再搞一个特殊身份。我们的毛主席，从来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自觉地遵守和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
“请问，是哪一级组织决定，不准江青同志查阅主席的手稿的？”始终在观察动向的张春桥，突然插了话。他冷冷地扫了华国锋和汪东兴一眼，又说：“我认为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恰当的，请注意我用的是‘不恰当’三个字。这实际上是剥夺了江青同志合法的继承权。”
“春桥同志，你这话很不适当”。华国锋打断他的话说，“主席的文件手稿，是全党的财富，关系到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前进的大事。所以，中央办公厅决定暂封毛主席所有的档案材料，不准任何人随便翻阅，以免出现意外。汪东兴这样做，事先请示了我，我是同意的。有什么责任和错误，由我来负。”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面面相觑，一时卡了壳。这时，姚文元用手中的铅笔轻轻地弹了弹桌子，眨巴着眼睛开了腔：“如果没有别的用心在起作用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处理。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夫人，远新是主席的侄子，也是主席生前和政治局的联络员，我想他们是最可靠的吧？江青同志刚才实际上是提出了个合法的要求。为了避免出差错，把主席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和远新清理，我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华国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苦笑了一声，说：
“清理主席的文件档案，是件大事，只把这个工作交给两个亲属不大妥当吧？过去，我们党出版《毛泽东选集》，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般都是由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这里有一个认真和严肃的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江青把左腿压在右腿上，往沙发里一靠，眼睛乜斜着华国锋，轻声说。
华国锋不慌不忙地说：“我主张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由政治局做出决定。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所有的文件档案，包括主席看过的书籍，全部暂由中央办公厅封存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的会，就不算数了吗？”王洪文狐疑地问道。
华国锋笑了笑，说：“今天的会，只是个临时性的会议嘛。
如果说是常委会，剑英同志作为副主席都没有参加，反而几位不是常委的同志参加了，这个难以服众嘛。我看许多问题，也不是政治局会议能决定的，得在中央全会上解决。春桥同志，你说对不对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实在拿不出更强的理由反驳华国锋的提议，只好等待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
大家离开会议室后，江青拉了一下张春桥的衣服，他立刻会意。他们几个人又重新返回会议室，商量对策。
“没想到华国锋还真难对付。他动不动就抬出政治局和中央全会来作挡箭牌，我们得进一步采取攻势”。江青双手叉着腰，俨然一副军事指挥家的姿态。“让洪文同志回一趟上海自下而上做些工作嘛。还有，舆论工作也得跟上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继续，走资派还在走。”
张春桥将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疑惑不解地说：“华国锋一直在时间问题上往后推，好像在待什么机会。难道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就对他一定有利？”“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这几天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毛远新昨天曾来电话向他请示：“主席已经去世，追悼会也开完了。中央如果不需要我再办什么事的话，我是否可以离京回沈阳？”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你可以回去了”。
没过多久，江青就来了电话。她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你为什么允许远新回去？中央还有许多大事要他做，你让他匆匆离京回去，是何用心？他不能走！你别以为毛主席不在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意孤行！你应该想一想，这几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没等华国锋解释，那边就把电话“砰”地扔下了。
华国锋一夜没睡着，脑子里充满了江青那又哭又叫、连骂带问的声音。今天他迷迷糊糊地一起床，秘书就走进来告诉他：“张春桥来找你，已在客厅等候多时了。”
华国锋漱洗完了，穿戴好衣服，才穿过双层玻璃的走廊，走进客厅那扇弧形的门，张春桥在屋里背操着手，正欣赏墙上挂着的几幅字画。他面带笑容，显得老成持重而又精力充沛。听见动静，他才回过头，向华国锋打了个招呼。
“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张春桥坐在沙发里，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弹了弹手中的烟灰，微笑着说：“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对他们窝着一肚子火，强忍着没有发作。他知道他们这是跟他耍花招，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他不想揭穿他们的西洋景。他把毛远新个人的情况讲了讲，很客气地对张春桥说：“既然主席已经逝世，联络员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他需要留下来起草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张春桥出其不意地打出一张王牌。“远新在主席身边当联络员一年多，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我主张安排他向三中全会作报告，怎么样？我想你不会反对嘛。”
“可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慢腾腾地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委员名单中，就有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所以，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华国锋抓住这个岔口，马上反击，“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的。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能呀！”
张春桥脸色通红，半晌没说出话来。
华国锋觉得心里稍微舒展了些，就接着说：“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而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这回，张春桥抓住了把柄：“政治局会议还没有举行，你怎么能让远新回去呢？难怪江青同志很伤心呢。再说，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都想知道主席临终前夕的思想和言论，就是让远新向大家作个汇报也好嘛。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他生前制定的既定方针，有什么害处呢？”
这下，华国锋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理论家的狡猾和阴毒。
他能在对自己明显不利的情况下，改换旗号，发起进攻，就像条盘着的毒蛇，随时都可能从一个缝隙中钻出来，咬你一口。怪不得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提起他来，就有一种恐惧感，连修行多年的老阴谋家林彪都防不住他呢。华国锋决定不再和他争论什么，笑着拍了拍肚皮说：“那好，我看这个问题就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吧。春桥同志，我的肚子还在闹革命哩，你是不是也在这儿吃点东西？”
张春桥知道他是在下逐客令，马上起身告辞。华国锋刚把他送到院里，一辆轿车迎面开来，在院内嘎然而止。车内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神态安祥的老将，正好与张春桥碰见。
张春桥怔了一下，脸上挤出了笑容：“想不到先念同志也来了。”
“有什么想不到？向中央第一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嘛”。
李先念把手中的黑皮包拍了拍，不冷不热地说：“这又不是1967年夏天你们反击什么‘二月逆流’的时候了，连说个话、串个门都成了罪状。是不是？”
张春桥的脸顿时变得刷白，不自然地强笑两声，赶快钻进他的轿车，一溜烟走了。
李先念朝他的后影吐了口唾沫，然后拉着华国锋的手，重新回到客厅。他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放在华国锋面前，默默地看着他。
那是一份王洪文在上海和部队军队干部的谈话材料，他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民兵武装起来，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还说到了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还有上海市委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负责人的材料，也附在后面。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这些材料后，李先念轻声说：“取利乘时，间不容息啊！”
华国锋站起来，语气激昂地说：“好哇，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他们自以为他们获得了什么武器，还想盗据毛主席的名义来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李先念一阵兴奋，拍着茶几说：“这我们讨伐‘四人帮’就更加名正言顺了！快，快拿出来让我瞧瞧！”
华国锋返身进了内室，不大一会儿，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这是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晚上写的。那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其后，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泽东由于害病，说话声音混浊，他怕华国锋听不清楚，就用笔在纸上写了这么3句话。后来，华国锋在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保留下来。
李先念想起了这码事，他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并不特殊。但在此时，在同江青、张春桥这伙自我标榜为“最革命”的野心家斗争的时候，这3句话完全能发挥重磅炮弹的作用。他鼓励华国锋说：“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嚣张时，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这几句话把华国锋的劲鼓了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手迹重新保存起来后，对李先念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政治局会议上的争斗
门铃突然响了，姚文元觉得奇怪：谁这么大胆子，竟敢事先不请示就来拜访？守门的警卫哪里去了？
秘书赶紧迎出去，门开了，走进来的却是张春桥。
“不宣而至，来点突然袭击，更可以准确地了解你的学习和生活”。张春桥幽默地笑着，很随便地走进来。
姚文元家里的人，亲热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张春桥在姚文元的书房里转了一圈，发现他的藏书增多了，有些古籍原版书正是自己想要看的。就说：“忙过这阵子后，我要到你这来取几本书看，可别藏了啊！”
姚文元说：“我的就是你的嘛，藏到哪里还能瞒得了你吗？”
两人一阵大笑后，张春桥的神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说：
“我刚从江青同志那儿来，她对29日的政治局会议很担心。如果刘伯承参加会议，包括候补委员，一共是20个人。我们能不能取得绝对多数，我心里也不踏实啊！”
“洪文同志回来了吗？”
“回来了。”张春桥说，“花花公子一个，除了能喊叫两下外，再没多大的本事。你别对他寄太大的希望。今天，我又派肖木同志送口信给上海，让他们注意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同时让他告诉他们，目前将要有一场严峻的考验，得准备打仗了。”
“情况会有这么严重吗？”姚文元的脸色变了，神态显得很紧张。“如果真要打起来，王副主席倒是能发挥他的作用的”。
张春桥的眼睛微微地闭住，伸出右手的3个指头，轻轻弹了弹自己的前额，绷着脸说：“现在我们不得不从最坏处考虑问题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想不丧失，不镇压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不行了。江青同志对问题的严重性还估计不足，我们需要做她的工作”。忽然，他睁开眼睛站起来，抬起右手，猛往下一切道：“成败在此一举！一切看明天政治局的会议情况而定。”
“不过，我对形势的看法并不悲观，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拥有政治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我们有毛主席的指示！”姚文元说。
“你是指‘按既定方针办’？”
“是的，这条语录已传遍全国、全世界了。”
“可你别忘了，第一副主席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让毛远新到会上再传达主席的指示的”。张春桥阴沉着脸说，“他认为这是他拿手的一着，可这也将置他于政治上的死地。”
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并没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
这天晚上9点，除刘伯承请了病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了会。他们环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都感到气氛有点异样。
叶剑英像座岿然不动的石雕，身子挺得笔直。他轻轻扶正老花镜，用半睁半闭的眼睛瞟了华国锋一眼，然后又将目光转向李先念，嘴角露出一笑容。
汪东兴坐在陈锡联旁边，小声和他说什么。纪登奎和吴德已从他们的话音里，知道了毛泽东给华国锋写过“你办事，我放心”的手令，他们决定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
许世友和李德生不住地观察叶剑英的眼色，他俩知道这位老帅的一举一动将直接牵动部分人的神经。
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早对张春桥、王洪文恨之入骨。
如果此时叶剑英下达命令，他会第一个冲上去，将他们撕得粉碎。
陈永贵茫然若失地坐在沙发里，静静地听着人们的发言。
他还没有从失去毛泽东后的巨大悲哀中解脱出来。
韦国清、吴桂贤、倪志福、赛福鼎坐在那里，没露声色，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
当华国锋的目光和江青的目光相碰时，他不禁露出一丝慌乱。他知道这位主席夫人是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的。他刚来了个开场白，江青就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拖着嘶哑的嗓音说：
“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叶剑英的鼻子“哼”了一声，闭上眼睛，现出满脸轻蔑的神色来。
江青矜持、自信地扫了每个人一眼，掏出手帕，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哽咽着说：“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对我是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多的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主席刚刚去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寒心吗？”
王洪文板着面孔，慢条斯理地问：“你们知道是谁吗？”
“我！是我叶剑英！”
叶剑英拍着胸脯说：“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要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件和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存。至于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副司令，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说完，李先念立即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整个会场的气氛变了，人们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华国锋有意冲着王洪文点点头说：“剑英和先念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
“我也同意！”汪东兴等人也陆续发表了意见。
张春桥沉不住气了，他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拧，大声说：“口头上再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叶剑英拍着桌子说，“江青的工作，主席已经安排过了，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
“政治局会议有权提出这个问题！”王洪文打断叶剑英的话，很有风度地打了个手势说，“很多同志都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就是军队内部，写信建议的也不少么。政治局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很好地考虑这件事。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华国锋的脸色急剧地变化着。这个问题的提出，他不仅感到意外，而且也使他愤怒至极。这完全是突然袭击，因为会前的议程中丝毫没有涉及到江青出任中央主席的问题。
李先念再一次把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说：“看来你们是想在一个晚上，就要决定你们的大事喽！究竟谁当中央主席，这要经过全党反复而又认真的讨论，岂能如此草率决定？
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通过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春桥同志怎么连组织常识都忘了呢？”
一直注意观察形势的姚文元开口了。他那金鱼般的眼睛瞪着天花板，旁若无人似地说：“我觉得有人的发言是超过原则的。他们对江青同志、远新同志的态度，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有些同志走得够远的了。江青同志多年来协助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贡献，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她担任党的主席，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同志们慎重考虑，一定要留下远新同志起草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
“笑话！又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叶剑英站起来，气愤地摇着头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要参加中央全会，二要负责起草政治报告，难道我们中央就没人了吗？我劝你们这些想办好事的同志，不要着急好不好？等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你们再上，我们还没死嘛。”
这时，江青再也憋不住了。她呼地站起来，拍着桌子，连哭带喊：“叶剑英，你别欺人太甚！主席遗骨未寒，你们就这样串通起来欺负我！你们想干什么？说，你们想干什么！”
其他一些与会者，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坐着，都没发言。
“天哪！这是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怎么可以这样呢！”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向纪登奎吐了一下舌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李先念给华国锋使了个眼色，华国锋立刻会意。他用指头轻轻地敲了敲桌子，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说：“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到开中央全会时才能决定。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政治局研究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定。现在休会！”
华国锋说完就走。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跟着离开了会场。当其他人都站起来往外走时，江青气得把皮包狠狠往沙发上一摔，嚎啕大哭起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则毫无表情地呆坐在那里，直到会议室只剩下了他们4个人。
“江青同志，别难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胜利”。张春桥咬牙切齿地说：“这是修正主义集团背叛毛主席既定方针的大暴露，无产阶级要准备反击他们！”
“是的，应该把今天会议上他们的表演公开，让革命派都知道”。王洪文说，“我们都要下去造舆论，做准备，让里外上下都行动起来，和他们再较量一次！”
江青听了，马上从沙发里站起来，擦干眼泪，不哭了。
第二天，张春桥就穿上不合身的军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开始进行活动了。毛远新调动装甲师进北京
政治局会议后，华国锋的精神非常紧张。他估计江青、张春桥等人一定会跟他大闹一场，但第二天他们却并没来找他。
国庆节这天，江青陪着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工、农、兵、学、商代表庆祝国庆座谈会。那个女人对他含笑点头，谈笑风生，讲了一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陈词滥调，似乎早已把过去的不愉快忘记了。华国锋这才看出她是一个纸老虎，顶她几下，也没啥。他心里说，我再不能一味地对她妥协、迁就了。
10月2日上午，华国锋走进办公室里，秘书已经把要批阅的文件给他准备好了。头一份，是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他打开文件，开始阅读。
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华国锋停住了。他从笔筒里抽出削好的红铅笔，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他再不能容许江青、张春桥这伙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指示的卫道士的身份出现了，要戳一下这个马蜂窝。他问过许多毛泽东病重期间在毛泽东身旁的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嘱咐，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听到了。这里边有鬼。他若把这个骗局揭开，将来在中央全会上拒绝江青的无理要求，就有了依据。现在，他手中有毛泽东给他亲笔写的三句话，其中一句是“照过去方针办”。他要用写在白纸上的这些黑字，来否定他们所说的“临终嘱咐”。他思索了一会儿，便在稿子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写完后，华国锋心满意足地又看了一遍，才把稿子交给秘书说：“将文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
这份文件，很快就传到了张春桥手里。
张春桥一看华国锋的指示，额头立刻沁出一层汗珠。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说明华国锋、叶剑英不再是消极防御、简单地否决他们的提议了，而是转入进攻，开始找我们的麻烦了。想到这里时，他腿肚一阵哆嗦。他稳住神，掏出钢笔在文件上批示：“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文件转发压下后，张春桥立即给江青打电话。但是，连拨三次，她都不在。江办的秘书说，她出去了，上哪里去，他们也不太清楚。
张春桥又把电话往毛远新那里拨。电话很快通了。毛远新告诉他：“我已通知了孙玉国同志，让他立即调一个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位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是会闻风而动的。
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到的。”
“北京的住房安排好了吗？”
“万事俱备！是王副主席亲自布置的。”
“很好！”张春桥说了一句，便马上转换话题问：“你向江青同志讲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确切吗？”
“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提出了疑问？”
“哦，如果你能见到江青同志，请她立即到我这儿来，你也来一趟。洪文和文元同志由我负责通知。发生了点小小的插曲，需要和你们研究一下”。张春桥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
但是，毛远新从他的音调里却感觉到他心里着急，并不轻松。毛远新分析，这肯定是出事了，就出在毛泽东的那条临终嘱咐上。
叶剑英接到沈阳军区打来的孙玉国要带坦克师进京的电话，虽有些吃惊，却并不感到意外。
“你们做得很对！凡是没有经过军委，擅自调动军队的做法，不管是谁下的令，一律是非法的！”叶剑英像在战场上指挥打仗那样，沉着、果断、一字一顿地说：“立即命令孙玉国，让他把装甲师开回原地！听明白了吗？立即把装甲师开回原地！”
叶剑英放下电话，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回头对端坐在沙发里的聂荣臻、徐向前说：“听见了吧？他们要准备动手了！”
聂荣臻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哆嗦：“如果再不动手，就不是我们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要解决我们了！叶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是什么人？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之争了，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徐向前向聂荣臻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激动，然后很平静地说：“上海民兵已经发了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叶帅呵，那四个人最恨两个，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你！现在，邓小平同志已经被他们软禁，危在旦夕。你，也随时都会有被暗算的可能。一旦你们两个出事，我们连挑头的也没有了！”
叶剑英非常激动，浑身的热血在急剧地流淌。他几次掏出香烟要吸，每次拿出来，都捏得粉碎。他并不是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那种人。1967年2月，为了保护一些老干部，他拍着桌子，面对面地痛骂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人，把指头都拍碎了。那种凛然正气，使林彪都心惊胆战。林彪曾恐惧地对毛泽东说：“叶剑英急眼了，是会拼命的，得赶快采取措施啊！”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搞了一辈子武，在文官们面前发点火，说两句牢骚话，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嘛！”
多亏了毛泽东这句话，叶剑英才保存下来。
但现在他为什么却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叶剑英沉思了很久，才缓缓走到聂荣臻和徐向前跟前，把他俩按在沙发里，说：“我的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得等待一个人，这就是华国锋同志。现在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也对‘四人帮’产生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了。但是，他的方法和我的方法还有区别，得再等一等。你们的任务，是紧紧地照看好我们的军队。一有微小的异常行动，立即采取措施。”
“那……”聂荣臻问他，“要不要把毛远新私调装甲师进京的消息告诉他？”
“当然要报告他！”叶剑英的眼睛里闪出亮光，“这也许会使他迅速下决心！聂帅，你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终于下了决心
华国锋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在桌子上放着的一份份有关“四人帮”近日活动的材料。
在他的脑子里，不时地出现江青那泼妇似的嘴脸，张春桥那奸险的面孔，姚文元那摇唇鼓舌、煽动夺取最高权力的情景。
特别是他看到毛远新私调装甲部队进京的材料后，不由一阵心惊肉跳，一股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他马上给叶剑英打电话。
“喂，请叶剑英同志接电话，什么？他不在？他到哪里去了？我是华国锋”。华国锋听说叶剑英不在住处，急得手心直冒凉汗。“什么？他去了玉泉山了？”
从城里到玉泉山，有很长一段路程。他若乘车前往，必会走漏风声，那四个人知道此事，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夺权步伐。华国锋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头上冒出汗来。
他想到了李先念。李先念和叶剑英是老战友，他若去找李先念，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他，让先念再转告给叶剑英，这样，不就可以避免人们对他的怀疑了吗？想到这里，他又拨通了李先念的电话。
“喂，我是华国锋，请先念同志接电话”。华国锋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忽然变了脸色：“什么？他生病住院了？
他在哪个医院？好，请你们转告先念同志，我马上去病房看望他！”
满头灰发、神态安祥的李先念，听说华国锋来看望，便站在门口等着他。华国锋进了门，李先念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感谢您的关心和探望”。
“没什么大的毛病吧？”
“还好，不会很快见到马克思的。”
“中国的革命还离不了你，还需要你出大力呢。”华国锋和李先念并肩走进病室里。病室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文件、书籍，桌子上铺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显然，李先念是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看病治疗的。
“有什么紧要事情吗？”李先念问。
华国锋使了个眼色，屋里的工作人员便全都退了出去。华国锋这才坐到李先念跟前，轻轻拍着他的手背说：“老同志，不得了啦！江青他们磨刀霍霍，眼看就要动手了。正像你说的那样，时间不容再拖下去了！”
李先念立刻收敛了笑容，站起来关紧屋门。他低声问：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华国锋苦笑了一声，“我现在是全看你和剑英同志呢！刚才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在西山，搬到玉泉山住去了。看来，他老人家是胸有成竹早有考虑的。”
“不瞒你说，我们正是等待你的觉悟呢。”李先念诚恳地对华国锋说，“现在动手还为时不太晚，再推迟，就还会有许多干部犯错误，甚至会有人头落地。现在，人家已经准备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哩。你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了吗？”
“没有”。这几天，华国锋净看文件和材料，没顾得上看报刊。
李先念把一份《光明日报》取出来，指着署名梁效的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说：“请您看看我划了红杠的那几段话！”
华国锋接过报纸，那些如枪似火的铅字一个个地跳入他的眼帘：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华国锋抬起头，对李先念说：“完全是赤裸裸的诡辩和空话！他们就习惯用这种大话来吓唬人！”
“你再接着往下看，他们已经造舆论，准备动手啦！”李先念告诉他。
华国锋低下头，继续往下看：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华国锋看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气愤地说：“这简直是骗子装正经，强盗堂皇说仁义。明明是他们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还想嫁祸于人，栽赃陷害我！”他这时想到了10月2日他对乔冠华送审发言稿那段批示，以为这篇文章是针对着他来的。
李先念看出来他很紧张，就说：“你要沉着些，不要露出声色，还要和他们周旋，等我把情况向叶帅报告……”
“不！请你马上去见叶帅，我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华国锋从沙发里站起来，不停地擦脸上的汗珠，在屋里来回走动，“先念同志，我现在无法再等待了，情况太紧急了。”
李先念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好！只要你下了决心，情况就好办了！不过，你得给剑英同志写个便条，他好组织人马行动啊！”
“好！我马上就写！”华国锋从桌上拿起一页信纸，从笔筒里取出铅笔，迅速写道：
剑英同志：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迫在眉睫，事情太紧急了，一切由你下决心办。
华国锋华国锋把信折叠好，装入信封，亲自密封后交到李先念手里。他深情地望着李先念说：“先念同志，你要多费心了！
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我听你们的！”
“不！”李先念纠正道，“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你出头和我们一块干，就是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抢在“四人帮”下手之前
叶剑英刚送走来看望的两位大军区领导人，李先念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
“叶帅，好消息！”李先念快乐得像个孩子，拉着他的手就往内室走。
叶剑英从他的神色中，已猜测到他说的“消息”是什么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跟着李先念到了他的书房兼办公室内，随手打开收音机。喇叭里立刻响起“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刺耳的歌声。
“华国锋下了决心了！”李先念从皮包里取出那封密信，交到叶剑英手里。“他现在急不可待地催着我们快些动手，表示一切都由你随机决定！”
叶剑英真不愧是个久经沙场、文武兼备的老帅。他眯缝着眼睛，看完华国锋的便信后，皱巴巴的脸上堆起了浓云。他思索了足足有5分钟后，才说：“他想让我们动手，来决定措施？不，我们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李先念很佩服叶公这种熟思深虑、遇事沉着冷静的大帅风度。当进攻还没有开始时，他焦躁不安地日夜做工作，促时机，调兵遣将，盼望早些歼灭上海帮；当时机成熟，仗即将打响时，他却又变得不慌不忙，开始冷静地考虑起每个作战细节来了。
以收音机的噪音作掩护，这两位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战友，商量了对“四人帮”下手的办法。
叶剑英说：“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得迅速采取行动，以我们的‘快速’来打敌人的‘慢动作’。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我同意！”李先念说，“我回去带华国锋晚上来，连夜研究行动计划。你组织部队和调拨人员，作好防范措施。”
“不要让华国锋乘自己的车上玉泉山来，我们干脆选择另一个地点来碰头。”叶剑英伸出指头，在茶几上写了三个字。
与长安大街紧挨着的两条小巷口里，同时驶出两辆黑色高级轿车，转眼间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几乎在同时，叶剑英、李先念和华国锋都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
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安静的大会议室。正面墙上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其余三面墙上都贴着军用地图。会议桌上摆着十几架高频电话机。屋里就他们三个人，没有人来干扰他们。
华国锋坐在一张直靠背椅上，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坐在对面的叶剑英。过去，他虽然也和这位饱经风霜、白发苍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帅经常接触，但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他那么亲切，那么高大，那么具有力量。若是没有他，不仅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会被那4个人篡夺，而且自己的性命也很难保存。他又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李先念，才对他俩说：“对付江青、张春桥一伙，二位要出大力了。过去，我想采取开全会的方法解决问题，看来确实是很幼稚的。”
叶剑英说：“认识他们，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嘛。他们是反革命！我们同他们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行。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嘛。”
“对，对！”华国锋不住地点头。
叶剑英又说：“我和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4个人抓起来，隔离审查，才能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研究处理意见。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喽！”
“那就组织部队冲到他们的住地，把他们一一逮捕！”华国锋说，“过去，林彪和他们抓人从来是这样！”
李先念摇摇头说：“不妥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住地，警备森严，有内外两层警戒岗哨。外面是中央警卫部队，里边的人都是经过他们挑选的。用硬碰硬的办法，只会造成损失，拖延时间，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智取喽？”叶剑英问。
“对，智取！让他们自来投网！”李先念说。他接着就说了几条智取的方法。
华国锋听罢，心服口服地说：“到底是老同志，经验丰富，计谋高强，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哪！”
“互相学习嘛”。叶剑英说。
他们又就实施这一行动计划的人选和具体办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头安排共同指挥。
清早起来，中联部部长耿飙就接到秘书的口头通知，要他到华国锋办公室去，说有重要工作要研究。
耿飙进了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和颜悦色地站起来，亲自给他倒了杯水，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有一件任务需要你很好地执行！”
从华国锋亲自给他交待任务来看，这位老战士立刻便猜出，让他办的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耿飙恭敬地表示：“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是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所以，剑英同志特意选择你来执行任务。”
耿飙这时意识到了什么，呼吸也加快了。他说：“请华总理下令吧！”
“命令你带领卫戍区的部队，去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以后，所有的电台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中央办公厅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请放心，我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
“那好，具体出发的时间，由汪东兴通知你！”华国锋把一张由自己签发的接管命令交给他，很信任地握着他的手说，“干吧，党和人民在看着你！”叶剑英元帅下令
1976年10月6日下午，王洪文办公室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请王洪文同志准时出席。
王洪文听到政治局常委要开会的消息时，正在西山的一个山涧里打靶。他每次端起枪来，连射10发子弹，都弹无虚发，不是打中9环，就是10环。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住声地夸奖他。王洪文把手枪扔给秘书，脱下雪白的丝织手套，接过警卫员递来的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得意洋洋地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一枪打过两个美国鬼子。神枪手的称呼，在那里就传开了。”
没有人怀疑他这话的真实性，他听到的又是一片喝彩声。
这时，办公室里来人告诉他，晚8点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什么会？常委会？”王洪文问清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毫不避讳地对人们说：“现在毛主席不在了，屁大一点事也难决定下来。我们和他们是二比二，势均力敌。等江青同志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就好了，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就占绝对的多数。”
王洪文说罢，得意地笑了一下。他觉得，搞政治比做梦还离奇。想当初，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科员的时候，还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充满了一种神奇感，何曾想过自己会跃身到这个行列？1973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届一中全会，共选出9名政治局常委，他的名字一下子就超过了董必武、康生、张春桥、李德生、朱德和叶剑英，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而成了大名鼎鼎的党中央副主席。这叫谁又能想像得到呢？
政治舞台上的变化，不仅一般人难以预测，就连那些终生的职业政治家也难估计。过了没两年，在1975年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就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又重新当上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谁能想到此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康生、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相继去世，邓小平又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呢？若不是毛泽东临终不久前，提议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党的主席了。王洪文觉得，现在这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天下就成了他们一伙的了，还有更为理想的位置正在等着他呢！
王洪文回到办公室，把他们一伙早已拟定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名单和国务院、各部委及人大常委会的组阁名单拿出来，再次进行斟酌和考虑。他要在今晚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这件事！
张春桥懒洋洋地抓起了电话。他昨天看材料一直看到凌晨6点。连续十多天了，他从没睡一个好觉。今天迷迷糊糊地才入梦，就被电话铃声惊醒了。这种特殊的内线电话，过去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人用的，现在用它的人也不多，它能把人吵醒。他对着电话说：“哦？今天晚上8点在怀仁堂召开常委会？江青同志参加吗？为什么不通知她？哦，哦，请你转告国锋同志，其实应该通知嘛。她当选常委和中央主要职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嘛。”他很不高兴地放下电话，起了床。
现在，他得抓紧时间写一点在会上的发言提纲，他要让自己的发言有条有理，逻辑性强。会后，也好向下边传达。现在正处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转变时期，他要让自己在这个重大关头的活动载入史册，给子孙后代留下些彪炳春秋的东西。
汪东兴回过头来，看了叶剑英和华国锋一眼，会意地笑了笑，开始拨姚文元住处的电话号码。
这次非常凑巧，姚文元亲自接的电话。屋里的高频扩音器里，传来他那嗡嗡的声音：“你是哪里？”
汪东兴说：“我是中央办公厅。”
“哦，我听出来了，是汪东兴同志啊！什么事啊？”姚文元带着一点笑声说。
汪东兴说：“今天晚上8点钟，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要研究有关宣传方面的问题。请你按时到会”。
“好的、好的，我准时去。”
汪东兴如释重负似的，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向中央警卫部队和执行任务的人分别交待吧！”
华国锋点点头，精神拌擞地从沙发里站起来，跟着叶剑英走出门外。
10月6日。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三的晚上，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同时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命令：
立即逮捕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钓鱼台某号楼（梁效写作组所在地）。
中央警卫团赵营长听到汪东兴传达这个命令后，十分镇定，立即赶回营区，下令“紧急集合”。
部队全副武装拉出营房，在操场上列队待命。主席逝世以来，一直笼罩在北京上空的紧张空气，使干部战士们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行动。很快，这种情绪明显地反映出来。
当赵营长走进队列的时候，他听到背后许多人在窃窃私语。部队在猜测着、议论着。赵营长没有转身，只是想竭力猜测这些言论的含义。由于这次逮捕的对象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部队的情绪使他心绪不宁。为了掩饰这种内心的紧张，他抿紧了自己的嘴唇。
赵营长在队列正前方停下脚步，准备向他的部队摊牌。为了预防万一，他已经布置教导员带领营部警卫排守住了营区大门。必要时，他一声令下就可以封锁营区通向外界的唯一的出口。
他尽量简明扼要地讲：“同志们，这是一个好消息”，他语调沉缓，神情严肃地说，“刚才在中央军委，汪东兴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命令，立即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部队在沉默。这支部队的许多人曾在王、张、江、姚身边工作过，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些人的安全。赵营长在紧张地等待着。他知道，眼前的沉默只会有两种结果，而两种结果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突然，沉默的队列爆发出掌声。掌声持续了两分钟……
夜里，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王、张、江、姚落网
在怀仁堂，深夜11时，姚文元准时“到会”。他走下汽车，看到怀仁堂四周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走动。他问道：
“他们是干什么的？也是开会吧？”
“不是的”，服务员边开门边回答说，“不过是电影放完了。”
“哦，什么片子？”姚文元显然没有军队生活的经验，他压根没想到部队看电影是不带枪的。
“反击”。服务员边回答，边给姚文元带路。
“怎么，会议室换了？根据我的记忆，再往前好像没有会议室了。”
“现在这里有许多过去没有的东西”。
服务员没有回答，走开了。
房间不大，里面亮着一盏台灯。黄昏的灯光照着四堵光秃秃的灰墙。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正当姚文元感到诧异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军人走到他面前，宣布说：
“姚文元，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乱了方寸，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分钟后，他才慌不迭声地说：“我犯了路线错误，要好好检查，好好检查。”
王洪文来到怀仁堂的时候，已经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他一下车，就快步向会议室走去。半小时前，他在电话里听取了上海准备“起义”的计划，大脑正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中。他感到胜利在望。他忘不了，两年前在长沙，毛泽东曾严厉地申斥他和江青有野心。当时，他出了一身冷汗。不过，如今他翻了身。眼下，似乎没有谁能阻挡这个十年前的小干事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感到自己挺走运。他压下了沸腾的激情，直奔会议厅而去。
一位军人在会议厅门前挡住了他。
“你迟到了，应该准时来才对。”
王洪文打量一下这位竟敢教训他的军人，抑制不住地想开个玩笑：“开门吧，历史会原谅我们稍耽误了一会。历史总是原谅胜利者的么。”
王洪文自信地看着军人，给了个庄严的冷场。一张拘捕令蓦地摆在他面前。
王洪文被惊呆了，他一面大呼警卫，一面夺路而逃。然而，他立刻就明白反抗是徒劳的。他气喘吁吁，战战兢兢地说：“不要铐我，我走，我走……”
张春桥还没有睡觉，在一盏宫廷式台灯下写日记。听到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他仿佛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把推开了圈椅，站起身来，板起面孔对着走进屋里的警卫战士们。
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光焰，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他始终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直到两名战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威胁道：“你们不要太猖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帐的！”张春桥没有显出过度的惊慌，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从容，他摸着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费了老大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他扣错了两个钮扣。他索性把钮扣全部解开，敞着怀，像个机器人似的，迈着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门，在汽车里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瘫倒在座椅上。
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小队由赵营长率领，正在执行预料中最为艰难的任务——逮捕江清。江青的住宅，赵营长来过不止一次两次，都是为公事而来。他常沿着摆满花草的宽大走廊一直走到楼上的小会议厅，一板一眼地检查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整个环境从没让他看见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险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却感到在走廊里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气氛，连走廊也变得陌生起来了。江青的住处平时戒备森严。赵营长首先同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是！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之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室去叫江青。
不一会，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一照面就埋怨：“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来不可？”
赵营长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中央的逮捕令。
江青听了，怔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副面孔。她倒在法国式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江青见对方（包括她的内卫）都冷冷地站着，无人买账，又自觉没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来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后，昂起下巴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切行动都按预定计划进行。
凌晨1时许，奉命接管新华社的耿飙同志，随同卫戍区部队来到新华社办公楼前。寂静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印刷厂的机器声隐约可辨。耿飙在二楼的总编办公室门外停了一下，留下两名战士，自己推门而入。值夜班的那位负责人从一张校样上抬起头，看见中联部部长深夜来到这里，不胜惊讶。
“你到这里干什么？”
耿飙跟这个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到总编的桌上，在桌子后面的皮转椅上坐下来，说：“我是来办公的。”
到4时50分，公安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地，相继被卫戍部队接管了。没有响一枪。
北京的这个凌晨同往日一样，是安详静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