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三)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1年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通知中说：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9月12日私调飞机，准备9月13日晨7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
但是，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皇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10月24日，毛泽东同意将林彪叛国事件向全国人民公开。
“9·13事件”之后的80多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粉粹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100天后，毛泽东同意，中央又下发了《粉粹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在嗣后近十个月里，中央又下发了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改变的罪证》。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
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
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了全国上下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艺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作毛主席夫人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不允许，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装扮一个贤妻角色。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兴起，江青就更加静不下来了，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还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恬不知耻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的远大野心。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
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迹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名气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捧贴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文章，因此得到了江青的宠信。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起了张春桥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活动于江青鞍前马后。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文革”中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江青一伙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缺少政治资本，“文革”中却能显赫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个人崇拜极其狂热的年代，这个身份对江青来说太重要了。她说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张口闭口都是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等等，这对江青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老一代领导人多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江青一伙就成了毛泽东的依靠力量。江青等人还善于制造极左理论，舞文弄墨，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制造各种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化”、“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蒙蔽群众，抬高自己的身份。
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搜罗起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形成了一个体系，造成一股势力。就像一群暴发户，利用“文革”的时机“发”了起来。祸及全国
“文革”期间，“四人帮”干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文革”初起，他们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乱中夺权，他们和林彪集团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煽动红卫兵及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江青等人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攻击批极左就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周恩来积劳成疾，不幸身染癌症，江青一伙则跳出来大肆攻击周总理，说什么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频繁地制造出什么“蜗牛事件”、“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师道尊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批《海霞》等等，闹得乌烟瘴气，人们每天打开报纸，都猜测是不是又会出个什么“事件”。毛泽东批准以中央1号文件下发，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为其出来组阁掌权扫清障碍。他们大搞阴谋活动，极力搅乱局势。这段时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十分繁忙，今天是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判现代大儒，明天又评法批儒、吹捧法家人物、吹捧吕后、武则天，“梁效”、“罗思鼎”的名字频频见报。风庆轮事件
一天，江青得到情报，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这天，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楼，特意做了几个名菜。她兴奋得手舞足蹈地举起高脚杯，说道：“来，为我们的头号对手早日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干杯！”
王洪文忽地站起来，激动得手里的酒杯都颤抖了，说道：
“他这棵大树一倒，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他把脸转向江青，肉麻地道：“为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组阁成功，干杯！”
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10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江青早已憋足了劲，“邓小平！”她杀气腾腾地，手里拿着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是抱着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这样一件大事，你应该表明态度。”张春桥帮了腔。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江青拉开审讯的架式，咄咄逼人地追问。
“你们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已经忍无可忍的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这是强加于人，难道还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会议不欢而散。
“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惯于煽风点火的张春桥向江青说：
“看来，这场恶战才开头”。他们立即在钓鱼台17楼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恶人先告状。
第二天，即10月1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奉江青之命的王洪文，于10月18日赶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他。1980年10月8日，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证词中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江青望眼欲穿地盼望王洪文会带来喜讯，没想带回来的却是噩耗。
“风庆号”成了江青闹事的导火线！
事情是这样的：1974年“五一”节刚过，我国制造的一艘“风庆”号轮船，担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驶往欧洲，往返航行3．2万里，历时150天，在国庆节前夕，胜利返回上海。
事情也巧，“风庆号”的一位副政委，对江青很反感，他无意中向一些人流露出来，被一位献媚取宠、卖友求荣的人向江青告了密。
江青得到这个密告，在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前三天，即10月14日，在一份风庆轮的材料上，杀气腾腾地责问：
“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她叫嚷道：
“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这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王洪文大喊大叫。
“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张春桥阴险地说：“他肯定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这是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
“不是一个副政委的问题，他算什么？是个小人物。肯定有后台，不是一般的后台，是大后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无限上纲，含沙射影，矛头都是指向邓小平。剑拔弩张，一触即发。1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终于被江青搅得开不下去。“江青有野心”
17楼楼上宽大的办公室里，江青反剪着双手，踱过来踱过去说：“同邓小平现在较量胜负的关键，是如何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的关系，已经渐渐地冷却了。
一天，机要秘书递给江青一个盖着绝密图章的牛皮纸口袋。她打开口袋，把毛泽东亲笔批件拿出来一看，顿时，脑壳“嗡”的一下。这个文件是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的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第二天下午，她把王海容和唐闻生请到钓鱼台。
他伪装热情地同这两位具有通天神力的女青年亲昵地握着手，“我好久就想见见你们”，她拍着两位女青年的肩膀，满脸笑容地说：“虽然我们之间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很喜欢你们”。她笑眯眯地望着小王说：“我们更不是外人，是亲戚吗？”小王会意地点点头说：“是，伯母！”她又拉过小唐的手说：“我第一次和你见面，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的英语说得那么流利”。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小唐，热情而又诚挚地说：“你可能还不知我这个人的性格，我是很爱才的，我一向是用才唯贤的，只要是这个人才华出众，我就不分亲疏，一律给予重用！”
两位女青年对江青这样当面肉麻的奉承，受宠若惊。不可一世的江青，什么时候这样热情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一定有什么事情。
“听说主席最近要在长沙接见外宾，你们也要去参加这件工作”。她装作不知地问：“是真的吗？”
“是，”小唐点点头，“我们要去担任翻译”。
“我今天找你们来，有一件事，请你们向主席捎个话”。江青言归正传，把自己的打算亮了出来。她皱紧眉头，沉吟了一会儿，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7日晚上，政治局开会讨论‘风庆’轮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他很不能容人，也不听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会还没开完，便扬长而去了，结果使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无法开下去”。说到这，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尖锐，树欲静而风不止呵！就拿周总理来说吧，本来，主席和中央都同意让他养病，他就应该好好养病嘛！谁知，他一天也没安心养过，他的病房成为串连的据点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往他房里跑，没日没夜地都去干什么？是搞的阴谋活动，周恩来是后台”。说到这，她脸皮变得铁青，杀气腾腾地说：“周恩来和邓小平不分白天黑夜的频繁活动，很像1970年林彪搞的那套，是篡党夺权活动。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不能不提高警惕呀！”
两位女青年听懂了江青的意思，她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吭声。
“我是把你们当成知心人”，江青讨好地说，“我把这些最机密的东西都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去长沙后，原原本本地把我说的这些重要情况向主席汇报一下。”她想了一会儿，又说：“在人事安排上，我建议让王洪文同志担任副委员长，你们把我这个建议向主席汇报一下”。
两位女青年低着头匆匆记录着，她们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她们向江青告辞时，江青送到门口，关照说：“这件事就靠你们了，我等候好消息。”
小王、小唐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江青瞄准了这两个人，有两个用意：一是要利用她们“通天”的地位，利用她们的嘴，把自己的打算反映上去；另一个，她想把她们拉到自己这个集团里。在毛泽东身边就布下了情报网，这对她制定战略部署太重要，也太难得了。
这两位女青年告辞了江青，离开钓鱼台，回到住处。
“怎么办？”小王望着小唐，感到遇到了一件为难的事，不答应江青的要求不行，她发起疯来，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在她眼里；可是如果按照她的要求去做，还不知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他们虽然早已貌合神离，但还是夫妻。
“我看咱们就算当个传声筒吧！”小唐看出小王的心思了，“我们客观地传达她的话，不掺杂个人意见，就是主席不高兴，他也不会怪在我们身上”。
“道理是这样”，小王点点头，沉吟了一下：“我就怕把我卷在漩涡里，夹在中间”。小王对江青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脾气、关系都很清楚，她不愿意卷在这个矛盾之中。
“好吧”，小王道：“照你的意见办，究竟谈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看大伯的态度再定”。
几天之后，小王和小唐随同外宾来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外宾之后，她们又留了下来。
“大伯，你近来身体怎样？”小王挽着毛泽东，亲切地问道：“唉！”毛泽东叹了口气道：“古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更是‘稀’了。机器老了，零件是要报废的。人老了，零件也同机器一样，总是要出毛病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抗拒的。”
“大伯，”小王把话拉到正题上，她注视着毛泽东，试探地说：“临来的前两天，伯母把我和小唐叫去钓鱼台”。毛泽东插问道：“因为什么事，把你们叫了去？”
“伯母让我们向大伯反映情况。”小王道。“让你们反映什么情况？”毛泽东问道。
“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上，伯母和邓小平同志吵了起来。
伯母让我把会议争吵的情况向大伯汇报一下”。她望望面无表情的毛泽东，便原原本本地把江青让转达的话都讲了出来。
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他深深地皱着眉头，沉默着，听着小王的汇报。“伯母建议”，小王道：“让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
毛泽东脸沉了下来。
小王、小唐来长沙之前，曾到医院把江青向她们说的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是他们四个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来整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风庆号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江青等人却小题大作，她们是故意拆邓小平同志的台，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
毛泽东生气了：“我还准备建议邓小平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说到这，他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回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望望两位年轻人，接着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这两位女青年从长沙回京之后，把毛泽东的话向江青作了扼要传达，所以没有原原本本，是怕她发怒。江青强压下心头的恼怒，道：“感谢你们长沙之行代我向主席做了汇报。
主席批评我，这是家常便饭，夫妻关系嘛，休说随便批评几句，就是互相顶几句，骂上几句厉害的话，也是小事一桩。”“我死了以后，江青会闹事的”
几天过后，这两位女青年到了毛泽东住处。小王点了正题：“大伯，伯母让我向你转达一下她的意见。”她接着把江青那天发泄、骂人的话，不慌不忙地都说了出来。她又望望小唐：“哪地方漏掉的，你再补充一下”。小唐又补充了几句。
毛泽东一声没吭，脸沉了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主席！”小唐瞪大了眼睛，天真地问：“她对您呢？”“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心情沉重地道：“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的。”
江青几次碰了钉子后，便改变了“闹”的策略。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机要秘书专程去长沙，把江青这个检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反复琢磨这封令人啼笑皆非的检讨。这不是检讨，而是伸手要权。她的权还小吗？
毛泽东拿起笔来批评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王洪文二到长沙，毛泽东火了
江青的“以退为进”的妙计，一一落空。阻止邓小平出山，妄想爬上总理位置的梦寐以求的算盘，一个一个地都破产了。不过“组阁”没成，还有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呢，要把自己的左膀右臂安插进去，哪怕在这块“阵地”里安上一根钉子也是好的。国务院里，虽然一把手的位置让周恩来的人——邓小平占了，但还有个张春桥，唯独在“人大”常委里还有个“空缺”，自己的人连一个席位都没占领。她想到这，又把王洪文叫来：“小王，这次你还得要出马！”她劈头说了一句。
“干什么？”王洪文一愣。
“很快就要召开‘四届人大’会议了，里面我们一个人没有，我保过你当副委员长，但没得到批准。10月间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六六年，你在上海造反的时候，不是连命都豁出去了。地位、权力，是斗争来的，不是谁恩赐来的。你再去长沙，再进行最后一次拼搏！”
1974年12月的一天，王洪文二次到长沙。
他向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江青的建议。毛泽东立刻脸色变了，动怒了。“你上次来，我批评你什么来着，”他严厉地说：“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混在一起，你听不进去，你回去后还是和她搅在一起，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地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顿时，像五雷轰顶在王洪文头上爆炸一样，他只觉是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是他进入上层以来，头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
“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他唯唯喏喏地说罢，告辞了毛泽东，回来后，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个检讨。“小平同志人才难得”
1974年12月23日，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北京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南方。
这是周恩来乘坐的专机。这时，他抱病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专机降落了，车队穿过大街，直达宾馆。
到第二天，周恩来到了毛泽东下榻处，两位老战友热烈地握手之后，坐了下来。
“主席身体怎样？”周恩来望着衰老的毛泽东，关切地问道。“老了，人老百病生，”毛泽东打量着面色憔悴的周恩来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尽量控制自己的兴奋心情，接着说：“小平同志很有才华，他德才兼备，上任时间不长，工作就有很大的起色。”周恩来紧皱眉头，沉思了一会儿，“当然啦，他的处境也很难，他需要人支持。主席过去曾经说过，一个好汉三个帮，好花还得绿叶来扶，没人支持他，他的工作就很难做好！”
“是的，”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有人不但不支持他，而且还处处拆他的台。王洪文来长沙两次了，我都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和江青搞宗派，江青是有野心的，这我很清楚。我批评她多次了，她就是听不进去，这个人也是难改哩！”
周恩来在长沙逗留了5天，返回了北京。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了，周恩来作了最后一次报告，会场上掌声雷动。
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和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由邓小平主持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再说王洪文从长沙回来，他考虑了好久，检讨交不交的事，交了，万一被江青知道，她会大骂：“你这个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家伙，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你也从背后捅了我一刀，你这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想到这，把书面检讨放在抽屉里，看看形势再说，反正毛泽东的记忆力已经明显减退了，说不定早把这事忘了。这份书面检讨一直未交。
到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抽屉里把检讨抄出来了。
几个月惊心动魄的斗争，江青组阁的阴谋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也已差不多走完了他的一生。在毛泽东的病床前
毛泽东只穿一件白衬衣，身上盖着雪白的被子。这些天，在他身边的护士，经常把他搀扶起来，给他擦身上的汗水，换床上的褥单。他早就不能动弹了。
他半张着口，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还不到半年的华国锋，想说点什么，但却说不出话来。他的眼角流出乳白色的分泌物，口水也不断的从嘴角流下来，护士用手帕给他在眼角和嘴边擦了擦。
华国锋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弯下腰，想和毛泽东握手，但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叱咤神州60多个年头的伟大领袖，此刻连手也抬不起来了。
当华国锋的手和毛泽东那只蜡黄的右手接触的时候，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觉得那只手冰冷而僵硬。他给在旁边的江青使了个眼色，便走出病房，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也跟着他俩出来了。
“应该通知政治局全体成员，来向毛主席集体…”华国锋说到这里，赶紧收住，没敢把“告别”两个字说出来。他怕给江青他们留下攻击的把柄。尽管毛泽东已危在旦夕，但在他身边守护的人谁也不愿说出这个字来，害怕落个盼望领袖归天的罪名。
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几个关系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透出多少口风。现在到了政治局全体成员都来料理后事的时候了。
江青的眼睛有些红，她把额前的散发往后一拢，问华国锋：“刚才你说什么？”
“我打算让政治局全体成员都来见毛主席，这样一旦有事，我们也好向全党交待。”华国锋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
自从毛泽东病重以来，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都轮流值班，日夜守护，除了叶剑英等一些老的领导人没有排班，大多数政治局的人都见过这位弥留之际的最高领袖。
华国锋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让叶剑英等人都来看看毛泽东，不然，他们埋怨起他来，他不好解释。
江青没有考虑，就冲华国锋说：“原来把我叫出来，就是说这些事呀？好了，这些小事你看着办吧！”她盯着华国锋走出院子后，立即给王洪文、张春桥去打电话，通知他们马上赶到官园毛泽东的住地，商量他们的事情。
“远新，”江青往嘴里扔了块巧克力，咕噜着说：“主席真的没留下诸如遗嘱一类的文字吗？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担心的就是这个。”
“没有。我多次问过主席的秘书小张，她把主席的全部文字材料都保存起来了，我没发现伯父再写过什么。近几个月来，他口授的东西大多是由我记录的。”毛远新拍打着口袋里的毛记本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遗腹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看待和培养，不久前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副司令。毛泽东病重后，又把他调到身边，让他当联络员。有时还和王洪文一块到中南海的瀛台附近去钓鱼。他长得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非常相似，体形健美，肤色黝黑，毛发茂盛，肌肉发达，充满阳刚之气，但同毛泽东的气质和看书学习的钻劲比起来则相差甚远，毛泽东经常批评他看书太少。毛泽东给他指定的书籍，他总也读不完。江青担心他不能理解毛泽东有些闲言琐语的含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远新，你得提防些华国锋！”江青走到毛远新跟前，悄声叮嘱道：“他总是在一些大问题上态度暧昧，不爽快，我怕他在主席百年后突然冒出野心来。”
“最近，春桥同志正在研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使用的手法，我建议你抽时间和他聊聊。”
1976年9月8日的深夜，毛泽东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来谈话，又像是要主持召开什么会议，或者，是想再翻开枕边那厚厚的线装古书？
他们都来了。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委员们。
又是在深夜，领袖把他们召到了中南海。可是，今天他们全都失去了往日来到这里开会议事的那种兴奋、紧张和期待，一个个紧绷着脸，一副悲哀、痛苦的神情。
自“文革”以来，这些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们，也都很难见到自己的领袖了。偶尔能在一两次会议上看到他老人家，那就是一种荣幸。这一年多来，就连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见不到了。此时此刻，他病成什么样子？还能讲话么？会说些什么？
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迈着缓慢的脚步，走在队伍前面。当他到达毛泽东跟前时，毛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抬了抬手。可是，人老易激动，叶剑英刚看了一眼领袖，眼里就涌出泪水，视线变模糊了。领袖的召唤，他竟没有察觉。走出病房，他取下眼镜，轻轻地擦拭泪水。这时，护士跑来，对他说：“首长，主席叫您去。”
叶剑英立即返回，在病床前弯下腰，轻轻地呼唤：“主席，主席！”毛泽东睁大眼，注视着叶剑英，嘴唇微微地翕动着。
叶剑英将一只耳朵贴近领袖嘴边，也只听得他喉咙里发出的“呼—呼”的微弱响声，始终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
过了几分钟，领袖累了，又闭上了眼睛。叶剑英怀着遗憾不安的心情，走出病房。
5年以后，叶剑英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
9月9日凌晨0时10分，中国现代史上一颗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
当那从头发到衣服都像雪一样洁白的医疗专家出现在门口时，守候在休息室的政治委员们，尽管早就有思想准备，实际上也是在等待着那个时刻，而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们却愣住了。稍顷，哀伤和悲痛涌上心头，泪水流出来了。
大家再次走进病房，围站在遗体前，低头、默哀。他们多想再听到领袖那熟悉的湖南口音的话啊！
时针指向凌晨3点。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会议就要结束了。
这时，对治丧毫无兴趣因而一直未开口的江青，突然要发言。她摆出一副特殊身份的架势，颐指气使地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说着，她昂起头，左右顾盼，将那令人生厌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射向每一个人。
“我死了以后，江青会闹事。”政治局委员们早就听过毛泽东这一指示的传达。谁能想到，这个女人竟毫无哀痛之情，迫不及待地耍起“老娘”的淫威来。
从内心说，大多数委员对江青是不满意的。可她，有特殊身份，又是权力极大的“四人帮”的“老板娘”。对她提出的问题，如何表态？人们沉默不语。
江青又说话了：“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
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哩！”她用手拍打着棕色手提包。
“这个运动不是你们亲自领导和掌握的吗？有什么材料，请公之于众！”叶剑英发言了。
“哼！我看对邓小平不能太手软了，应该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党籍！”江青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点。要知道，我们党现在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前最重要的，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叶剑英发言说。
“我同意叶副主席的意见。”“我也同意。”许多人纷纷表态。连张春桥、姚文元也只好随声附和。
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双手抱在胸前，两眼平视，神情严肃，一声不语。警卫参谋坐在司机右侧，不停地左右张望，司机感觉到首长情绪不佳，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再平稳些。
这些日子，他经常送首长到毛主席住地去。他知道毛主席正患重病，据说情况很不好。从首长那严峻而又有几分哀伤的表情里，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出了什么，是不是主席……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此时，叶剑英的脑中，沸腾的思绪犹如岩浆奔突，海涛汹涌。失去敬爱的领袖，这是我们党多大的损失呀。被毛主席生前称为“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会趁机闹事。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已经露出了苗头。局势，看来十分严重啊！
王洪文？张春桥？两个野心家！他俩同江青、姚文元一起，以江青为“后台老板”，自“文化革命”以来，干了许多坏事。先是，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勾结，猖狂作乱。他们制造冤案，陷害忠良，煽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破坏国民经济，祸害全国人民。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们进一步结成“四人帮”，并逐步以全国各地一批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为骨干，结成全国性帮派体系，继续上窜下跳，制造混乱，打人整人，猖獗为祸，一心篡党窃国。他们罪行累累，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就揭露和批评他们是“四人帮”，他在生前就没有让他们接班，现在更不能让他们的野心得逞！
叶剑英痛切地感到：党出现了危机！过去，每当党遇到危机的时刻，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杰出的领袖力挽狂澜，使党转危为安。现在，他们都去世了。自己做为一名跟随党和毛泽东主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党员、老战士，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这又一次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斗争，使党从危难中摆脱出来，继续领导革命事业向前迈进。叶剑英说服了华国锋
叶剑英决定找华国锋谈谈。
对于华国锋，叶剑英可以说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同他最早的接触，可能是1970年在湖南了。那时，叶剑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被赶出北京，流放湖南，实际是软禁，倍遭冷遇。华国锋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大概是在什么集体场合，叶剑英同他见过一两次面，从未单独交谈。
华国锋调中央工作以后，叶剑英同他也没有更多的接触。
1976年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为国务院代总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称他“生病”，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的身体和往常一样健康。4月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口号声中，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的身份正式被确定下来。
记得在酷暑难熬的8月，毛泽东主席重病不起。一天，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绕到华国锋家里，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表面上顺便串门，实际上是有意了解他的态度。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老帅来访，华国锋虽是第一副主席，也有点受宠若惊。一番寒暄之后，叶剑英找了一个话题：
“现在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这种做法，我看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
华国锋当然知道“有的人”指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这一了解，使叶剑英心中多少有了一点儿底。
9月10日，即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来到了华国锋家里。叶剑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现在主席去世了，你对这个局势怎么想啊？”
华国锋指着茶几上的茶杯，请叶剑英喝茶。然后，自己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这才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哇。”
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紧喽。”叶剑英把“人家”二字咬得很重。停了停，他接着说：“有主席在，有些事情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起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难哪！”接着，他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上。因为据有关专家报告，遗体防腐在技术上还有一两个环节没解决好，他颇为此担心。
打铁要掌握火候，做人的工作也要注意分寸。这一次，看来只能谈成这样了。叶剑英告辞了。
“这样下去不行呀！”叶剑英心里思忖：“一定要做通他的工作。”
接连几天叶剑英又反复多次找华国锋谈。叶剑英仔细地给他分析了所面临的局势，希望他能站出来，负起斗争的责任。
几天以后，叶剑英再次绕到华国锋家里，第四次找华国锋谈话。这一次，叶剑英从历史讲起，讲了我们党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
华国锋对此听得很认真。
叶剑英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立刻问道：“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华国锋将身子向叶剑英探了探，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谈一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嘛。”
华国锋搓了搓手，显出为难的样子，说：“叶帅，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水平不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也很低。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也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我怎么办？”
叶剑英明确表态：“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听到这话，华国锋“嚯”地一下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叶剑英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了华国锋的家。当晚，他回到西山，立即打电话把粟裕、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地，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他终于同意干了。先给你们吹吹风，打个招呼。”他用手指着粟裕说：“华可能找你，你作好准备，好好同他谈谈。”
好比修铁路，遇到了大山，需要打山洞。叶剑英感到，这几天的努力，如同打通了一段岩石坚硬的隧道。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另一段需要打通的隧道。这段隧道，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部负责人汪东兴。这个人的态度和倾向，也是颇为重要的。
对于汪东兴，叶剑英倒不陌生，汪长期担负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文革”以来，他的权力日益扩大。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统帅，其他人包括像叶剑英这样的党中央副主席，如果要见毛泽东，都必须通过汪东兴。汪同意才能见。
他亲自给汪东兴挂电话，语气亲切而严肃：“东兴同志，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主席的安全。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你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这些东西要一一清理登记。暂时来不及清理，一定要封存起来。”
他还提醒汪东兴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加强对毛泽东主席文件档案的保卫工作。
汪东兴表示：“请叶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把主席的东西看管好。”
江青差不多两三天没有合眼，她除了和人谈话，就是打电话。当她独自一个人在屋的时候，也是反剪着手，不停地在卧室里转来转去，陷入思索和焦虑之中。
毛泽东逝世那天，她就一个人跑到毛泽东的书房和办公室，寻找了两个多小时，取走一批丈夫的手稿。这些材料，都是至关重要的无价之宝。凭着它们，就可以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而没有任何人敢违抗，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想劝阻她，不让她拿走毛泽东的手稿，但江青杏眼一瞪，没好气地对她说：“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帮我把主席的遗物找出来！我是主席的未亡人，主席不在，这儿就是我说了算！”
现在，她望着桌上的这批书稿，心乱如麻，尽管她料定会有这么一天来到，可当这一天真的来了的时候，她却感到手足无措了。毛泽东在世时，她有恃无恐，现在呢？头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有人公开顶撞她，而那么多人竟一声不吭，她感到非常气愤。眼下，最要紧的是党中央究竟由谁来挂帅呢？
华国锋靠不住，叶剑英不能用，王洪文太年轻，撑不起架子，张春桥行吗？
江青走向电话，用颤抖的手拨了一个号码。
张春桥接到电话就往江青那里赶，他知道这个时期随时都可能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望着江青那气鼓鼓的脸腮，轻轻地摇摇头说：“江青同志，要沉住气，斗争是可以预想到的，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是的，你看，我把主席的遗墨、书稿都抢先弄到手了。
这些东西到了他们手里，还不知道会篡改成什么样哩。”
张春桥走到办公桌前，随手翻了翻那些文件和草稿。江青到毛泽东住处取这些东西，他并不知道，但他翻阅以后，脸上却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他岔开话题问道：“远新同志把毛主席临终前的指示整理好了吗？”
“不知道，我记得嘱咐过他要抓紧的。”
“这是最要紧的。”张春桥沿着地毯的边沿走了两圈，很有风度地打了个手势说：“主席生前没有写出遗言，只有他说过的话作为临终嘱咐了，所以，远新同志整理出的这个文件十分重要，它将是中央全会上的重磅炮弹。”
江青顿时明白过来。她刚要说什么，旁边那台白色电话又“嘟嘟”地响了起来，她漫不经心地抓起话筒，刚说了几句，她的脸突然变了，连声调走了样：“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书稿、文件都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遗产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话筒里传来一个坚定的语调，张春桥听出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汪东兴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点，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你取走的那些书稿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存为好。”
“这是什么话，难道江青同志不是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吗？”张春桥在旁边插话道：“这是一种把主席和您分割开来的论调，具有明显的分裂性质。”
这话立刻点起江青心中的怒火，她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汪东兴同志，有什么权力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希望你也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我是奉命而办的，奉命而办的。”
“好，你告诉我，他是谁？”
“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
“好，那你让他来找我吧！”江冷笑一声，“砰”地扔下了话筒。她把身子转向张春桥，咬着牙说，“你看到了吗？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就都露出来了。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张春桥等她消下气后，才慢慢地说：“落一叶而知秋，毛主席虽已离开我们，但不可能不在这些人身上产生影响和作用。华国锋这个人不足为虑，叶剑英这个人却值得警惕，他是我们的老对手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我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是对我们仇恨。我和洪文、文元说过，这些人与邓小平基本上是一个思想体系，一旦时机成熟，是会找我们算账的。”
江青把嘴一撇说：“那个老家伙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他们能有多大的蹦跳头？再说，我们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早都知道了，他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和能量。”
“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春桥小声提醒她，但江青并不考虑这个，她的思路就像一群捉摸不定的小鸟，忽而东，忽而西，她的话题又突然转到党中央的领导上，问张春桥：“你对中央主席的人选，有什么考虑？”
张春桥听了一怔，思考了一下，谨慎地说：“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个时期内，我的意见是维持中央的集体领导，现在主要是你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确立，使你的作用发挥有限。”
这话说到了江青的心坎上，她信口开河：“现在要是还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阵子就好了。我一句话可以调动起千军万马。刘少奇、林彪是谁打垮的？还不是我！”说到末尾的字，她觉得有些不恰当，又加了个“们”字。
而后，她似乎是一位大政治家似地站起来，踱到窗口，望着窗外的景色，感慨地说：“春桥，有人总是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仿佛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实，政治更是一门奇妙无穷的艺术，你说对吗？”
张春桥微皱了一下眉头，低声说：“由于过度悲痛，我一下子难以思考更多的事情，现在需要办的事太多了。”
“关键是要化悲痛为力量。”江青又接上了茬。
“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要节哀，注意保重身体。我刚刚听了一个汇报，说毛主席的遗体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苏联保存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所用的科学方法始终保着密。据越南的同志讲，遗体的保存一般要在逝世后的4小时之内处理，他们保存胡志明的遗体时请了苏联的专家。现在我们已经延误了好长时间，我已通知有关人员，务必抓紧办这项大事。”
“别！”没等张春桥把话说完，江青就摆手制止住了他，颇感兴趣地说：“好呵，这件事情是华国锋亲自抓的，他把事情搞成了那个样子，我看他怎么向全党交待！你以后别插手这件事，洪文和我也不插手，我们都不管了，看他怎样处理！”
张春桥听了，拍着手说：“你的这个决策非常正确，非常英明！我向迟群同志布置过，让他注意研究苏联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篡权的教训。中国的修正主义者阴谋很难得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您的作用。有些反革命分子骂您是武则天，我对他们说，江青同志超过武则天一百倍，武则天怎么能和您同日而语？”王洪文给各省“打招呼”
现在，“四人帮”的一项阴谋计划，正由帮内最年轻而职务又最高的王洪文具体实施。他布置秘书廖祖康、米士奇，架起17部电话，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通话。他口授了两条指示：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
“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秘书问。
“不，不，不，”王洪文连连摆手，“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11日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米秘书的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接电话人立即将电话记录转呈给本省主要负责人。
华国锋接到张平化的电话，马上派人调查事情的真相。没过多久，调查人员就向他报告：王洪文在紫光阁架设了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要求他们：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直接向他和张春桥等人指示。
华国锋听了调查人员的汇报，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现出愠色来。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擅自定了，竟瞒着我这个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连忙叫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汪东兴马上到他的住处来。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后，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不安地搓着两手说：“江青取走毛主席的手稿，我又给她去了电话，让她交出来，她不交。看来她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王洪文除了听江青和张春桥的，恐怕……”
华国锋这回真是气坏了，他猛地一拍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走后，华国锋又给叶剑英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老帅默默地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两个字：“很好！”江青无理取闹
办公室里只剩下华国锋一个人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的照片上。照片上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频频招手的那种神态了，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脸上、手背上满是黑斑和干巴巴的皱褶，连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着。但他只要活着，就具有统帅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没有任何人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
现在，这种无上的荣耀即将落在他的头上，一种兴奋的不安不时地袭上心头。
“国锋同志，你好啊！”
一种拖长的声调，忽然冲进他的耳朵。他的神经一震，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不知怎的，华国锋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就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和压抑感，就像一种条件反射。他转过身来，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江青在屋里出现了。她身穿黑衫，披着一件黑披风，戴着黑眼镜，一边解披风上的钮扣，一边眯着眼睛盯着华国锋。
华国锋下意识地欠了欠身子，把江青让进沙发里，然后亲自给她倒了一杯水，端在她面前，谦和地笑了笑，说：“本应该到你的住地探望你，表示一下慰问，可这几天工作太忙了，实在安排不过来。”
“情我已经领了，我得谢谢您了。”江青瞥了他一眼，用一种软绵绵的、略带沙哑的口音说：“主席不在了，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寡人、有许多事不得不求到您的名下了。毛主席选择一个人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总理时，我是保荐你，支持你的。我认为你老实、本分，对主席忠心耿耿，对邓小平一伙的右倾翻案活动也有所抵制，比其他人强嘛。这些情况，不知你知道不知道。”
华国锋皱皱眉头，耐着性子说：“主席生前对我的关怀和恩情，我终生不会忘记。我也不会辜负主席对我的期望，一定要继承老人家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好了，好了！这些漂亮话我听得很多了！”江青毫不客气地打断华国锋的话，鼓着腮帮子说：“主席已经去世，关键是看你对活者的态度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谨！”
“你应该支持我，支持我的工作！刘少奇、林彪反对我，想害我，结果是暴尸荒丘。”
“你的话扯远了。”华国锋实在有些忍耐不住了。“你回家休息去吧，我们谁也没有反对你嘛。只要你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搞好团结，大家谁也不会难为你的。”
“可是，有一件事需要很快决定下来。你先别插话，让我慢慢说，我这个人最怕我说话的时候被别人打断了。”江青拐了很大的弯子后，才亮出了她这次的来意：“主席的档案文稿很重要，许多文章都是主席生前和我商量后才写的，我考虑再三，觉得主席的所有文件、手稿，还是交给我保管、整理为好。苏联的列宁逝世后，他的文稿是由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我们应该仿照革命时的苏联这么办嘛。可是，我刚去主席办公室看看，有人就要赶我走，主席遗骨未寒哪。”
“你说得有些不对啊！”华国锋伸直腰，加重语气道，“主席的手稿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遗产，我们要中央办公厅保存起来，其实是为了使全党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嘛。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
“照这么说来，我要保存和整理我丈夫的手稿，是有了罪啦？”江青的话里充满了威胁，她紧抿着嘴唇，嘴角旁的一题小黑痣似乎也在微微颤动。
华国锋站起来，放缓语气说：“只要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意由你保管主席的手稿和文件，那我也没意见。现在我们都忙着毛主席的治丧工作，这个问题等主席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再说吧。”
江青无奈，也跟着站起来，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说：“关于主席遗体的保存问题，我不参与了，洪文、春桥同志也不参与了，你们看着办吧！”
华国锋一怔，不由得问她：“为什么？”
江青淡淡地一笑，鼻子一哼，说：“我们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一切都是听你们的，我们不是跟着当傀儡吗？与其被别人捉弄，不如我们干脆退出来痛快。”说完，她将黑披风往身上一披，头也不回地走了。“按既定方针办”
张春桥正在钓鱼台他的住地等候消息。
毛远新和姚文元早已到了。等江青和王洪文先后来到后，姚文元便把拟定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名义发的文章副本分给每人一份。这篇题目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文章，要以醒目的字号，公布一条“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当他们都读完社论时，张春桥问其他人：“怎么样？”
“很合乎逻辑。”江青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是对我和远新同志讲的，由远新同志负责记录的。同志们知道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指什么？就是主席生前发动的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组成部分。
只有我们，才有对主席指示的解释权。今天我向华国锋正式提出，把主席生前的书稿和档案交给我和远新来保存和整理。他含糊其词，骨子里是不想交给我们。他想步邓小平的后尘，没门！”
毛远新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很干脆地说：“这个权一定要争。我是主席生前指定的联络员，也是主席最放心的亲属，我不整理谁整理？至于伯母，那就更别说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是没有她的指导，要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张春桥一直阴沉着脸在思考问题，他把事情看得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严重。他知道，主席的逝世将使政治局的权力天平发生很大的倾斜。
大多数人将不会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除非他们手里掌握着足以威慑众人的秘密武器，即始终对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公开的那部分毛泽东的手稿。想到这里，他不得不佩服江青考虑问题的敏锐性，她很快就想到占领政治的主动权上去了。
“华国锋不是要等主席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再研究这类问题吗？好，我们就睁大眼睛，看他如何动作。政治上我历来是主张‘欲擒故纵’的，毛主席也一贯采取这样的策略。追悼会开过后，远新同志就向他请示，问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沈阳去。他要是让你回沈阳，那他的用心就很清楚了。等他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后，我们再反击！”
王洪文一向以“少壮派”自居。他听了张春桥的话后，冲着江青点点头：“我同意这个安排。请大家放心，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中国人民，是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不管是邓小平，还是什么大平、二平，谁要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这几个人的碰头会，一向是在乐观的气氛中结束的，江青、毛远新的公开活动，是张春桥等人的档箭牌，似乎他们一活动，政治上的胜券就稳操在手了。这篇文章没再仔细推敲，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天，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随着这篇社论传遍了全中国，传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