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二)

工字房的密谋

王飞离开小楼不久,林立果、周宇驰重新回到西郊机场。

反革命政变的南线指挥员江腾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晚上11点左右,李伟信奉林立果之命,把江腾蛟接到西郊机场据点工字房。

9日凌晨一时许,江腾蛟在客厅里已等了一个多小时。听到外面传来了汽车声,他赶忙站起来。林立果、周宇驰快步走进来。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啊,老周和你讲了没有?”林立果握着江腾蛟的手说。

“老周昨天和我讲了一下,那材料我也看了。”

“那好。我们先不谈别的,先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拿出林彪手令。

江腾蛟接过手令,认真地看着,林立果、周宇驰站在他两旁,几乎同时问:“老政委,怎么样?”

江腾蛟当即发誓:“为保卫真理,……坚决干!”

“好!都坐下吧!”林立果收起手令,三个人在沙发上坐定后,林立果开始传达命令。

“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也只有你才能完成。你是第一线指挥员。要什么人,给什么人;要什么东西,先满足你。你看有无把握?”

江腾蛟思想上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说:“那要看你们用什么办法!”

“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林立果唾沫四溅:“第一,用火焰喷射器及四口火箭筒打火车。”

“火焰喷射器很厉害,烧透几寸厚的钢板。”周宇驰插话。

“第二,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火车,把‘教导队’带着,说有坏人要害主席,以抢救主席为名往前冲。”

“第三条呢?”江腾蛟问。

“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

这时,江腾蛟沉默了。

林立果、周宇驰都明白,江腾蛟在考虑后路,周宇驰打破了沉默:

“你完成任务后,可坐飞机直飞广东汕头。”

林立果打断周宇驰的话:“你完成任务后回北京,我组织十万人欢迎你!……你看,这样干有无把握?”

江腾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不动声色,说:“这几条都用上,而且要有效,可能有五六分把握!”

周宇驰说:“有七分就可以干。”

江腾蛟说:“不行。这和打仗不一样。打仗可以,第一仗没打好,可组织第二仗。干这种事,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

林立果说:“你先说这三条办法行不行?”

江腾蛟说:“第一条:火焰喷射器空军没有。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要战士打,战士不干,而且还会先把下命令的人打死。”

林立果说:“火焰喷射器我给调。战士不干可骗他们说有人在车上搞阴谋,要害毛主席,叫他们去救。”

江腾蛟说:“第二条,向主席专车旁调高射炮,一动就会被发现。再说,主席的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打不进。

车上的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赶来。要‘教导队’去冲火车打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

林立果说:“龚著显、蒋国璋、郭永诚不都给你当过秘书吗,还不听你的?”

江腾蛟说:“要他们干这种事,就不一定听。第三条,要王维国自己动手,不知他干不干。枪要是带不上主席专列,又咋办?”

江腾蛟一席话,说得林立果、周宇驰没了主意。林立果说:“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

江腾蛟说:“这种事也没有给王维国商量,不知道他愿不愿干。部队是他的,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做。部队也不一定听我的。”

客厅里又一阵沉默。

这时,李伟信进来,打破了僵局。他建议叫陈励耘干。并说,把陈励耘的家属、孩子都弄走,逼他干。

江腾蛟说:“谁去说服陈励耘?”

周宇驰说:“你和于新野去。”

江腾蛟说:“还是叫于新野一个人去吧!”

林立果说:“于新野现在在杭州,明天他从杭州回来,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林立果在房间里来回转着,江腾蛟则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突然,周宇驰跳起来说:

“机场附近有油库吗?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说:“油库是有的,但能不能爆炸,我不知道,烧着总可以吧!”

周宇驰说:“我们可以把油库烧燃,然后带部队去救,混水摸鱼把主席抢走。”他要江腾蛟把油库的位置画出来看看。

江腾蛟拿出铅笔,画了油库的位置和毛主席的专列停放的位置,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

林立果看了,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

周宇驰说:“明天我再找人了解,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主席在杭州已住了几天,要快,他一走就无机会了!”

“好吧,先谈到这里,以后再研究。”林立果站起来说:

“首长说了,谁完成任务,就是开国元勋!”

“完成了这个任务,什么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任他挑。”

周宇驰插话说。

林立果说:“这件事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我们都要完蛋!”他用手在后脑勺上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周宇驰说:“要特别注意防止叛徒。”

林立果恶狠狠地说:“谁叛变,就杀他全家。”

江腾蛟一走,林立果、周宇驰也离开了西郊机场工字房,回到空军学院的小楼。

那里,已聚集了他们准备接见的第三批人马。

空军学院小楼的会客室,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拉上窗帘。林立果穿着衬衣,腰挎手枪,一会儿双手插腰站在房间中央,一会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势汹汹地向坐在周围的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人训话:

“现在形势严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是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

林立果拿出林彪手令,给大家传看。

几个人纷纷表态要听从指挥。

林立果挥挥手,说:“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

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黄永胜态度好,我们不怕。政治局开会,如要摊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会先开枪,毙了他们!”

在场的人瞪着眼看着林立果。

林立果环视了一周,杀气腾腾地说:“我们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就是武装起义。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司令部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

“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当副司令,李伟信可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重用。有叛变的,毙了他!他妈的,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插话道:“胜则王,败则寇!”

林立果声嘶力竭地喊道:“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彻底干下去!”杀手到了杭州、上海

陈励耘正在看电视,王明鑫跑来把他叫出房间,悄悄说:

“于新野已到杭州,晚上8时要见你。”

早在3月间,林立果在杭州为制订《“571工程”纪要》作准备时,曾与陈励耘约定:以于新野和王明鑫为各自的联系人,“有事”时可以通过他们两人联系。林立果还交代陈励耘:“毛主席来杭州时,通个气。”

现在,毛主席正在杭州,于新野突然出现,是什么目的,陈励耘心里十分清楚。他看了一下表,8点快到了。他对王明鑫说:“安排在医院见面吧!”

陈励耘和于新野在医院见面时,已9点过了。不出所料,于新野开门见山就问:

“主席同你们谈话没有?”

“主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吴法宪组织的八个人之一。我还要向主席作检讨咧!”陈励耘懊恼地说。他一想起同毛主席见面的情景,就心惊胆颤。

9月3日深夜,毛主席到达杭州。陈励耘等人前往迎接。

一走进毛主席的车箱,陈励耘就感到,毛主席对他十分冷淡。

当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劈头就是一句:“你在庐山犯了错误了吧!”

陈励耘吓了一跳说:“是,我有错误。”

工作人员让陈励耘等人在沙发里坐下。刚坐定,毛主席又说:

“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吴法宪搞一套,你们就跟着跑。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三个副词‘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删去了么!你也不看一看文件?!”

陈励耘战战兢兢地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

“你们在山下没有讲什么?”毛主席又问。

“就是在山上那一次。”陈励耘辩解说:“会前,在山下,我与吴法宪没见过面。”

毛主席说:“要学习《国际歌》和列宁那篇文章。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

使陈励耘害怕的不光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毛主席到达杭州的当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毛主席离开他乘坐的专列,到了杭州的住所。陈励耘事先在门口迎接。毛主席见到他时,不悦地说:

“怎么又来了?”

“我是分工管这件事的。”

陈励耘说着,灰溜溜地躲开了。他从毛主席这句话里,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

“今后我们还要受压,检讨是难免的了。还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陈励耘说着,两眼望着于新野,试探于新野的反应。

靠近茶几的地上,放着于新野带来的一个手提包,里面放着一台录音机,录下了陈励耘介绍的情况。

于新野扭过脸来,避开陈励耘的目光,同时,把手伸进提包关上了录音机。

“要是检讨几句就能过关,就好罗。”他又回过头来,盯着陈励耘:“事情很明显,人家不会放过我们。林副部长已作了计划,北京那里也准备好了。这里就靠你啦!”

“我这里怎么搞呀?”陈励耘心里一惊。

“林副部长考虑,可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

“我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陈励耘很想推托。

“这个你不用愁,会给你派个人来。”

“好吧,”看到于新野那逼人的眼光,想到叶群、林立果的心狠手辣,想到他们背后的“首长”,陈励耘明白,如果自己硬要推辞,也是死路一条,“反正这么回事,那就干吧!”

于新野同陈励耘谈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第二日上午,于新野回到上海。下午3时许,王维国来到巨鹿路招待所,再次与于新野密谈。于新野向王维国谈了毛主席到杭州后的情况,介绍了同陈励耘谈话的情况。他说:

“陈励耘态度不错。不过,不管他那里怎样,还是首长的意思,你还是要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常来常往的地方,是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王维国面有难色。

“只要下决心就不困难,咱们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你用飞机把专列一扫,先打车头,车就不能动了,再用高射机枪连把停车的地点一包围……”

“那不行,那个地方墙太高,不好进。”

“你用三个高射机枪连一打,再用‘教导队’一冲,不就解决了。”

“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呢?住在招待所,四周都是上海警备区的警卫营,就不好搞了。”

“那就在路上搞,行不行?”

“那比在招待所好搞。”

“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

“是的。”

于新野思考了一会,说:“你在西郊公园门口放一挺高射机枪,‘教导队’先在那里隐蔽好。到时候机枪一扫,‘教导队’一冲就解决问题了!”

“这,……”王维国迟疑着,不再吭声。

看到王维国有顾虑,于新野又说:“你要想法搞好,首长对你报很大希望,准备叫江政委来帮助你。搞了以后,首长可以出来说话。如暂时有困难,还可到天目山去打游击,那时陈励耘还可以来接应你们。”

王维国仍不放心:“这里边问题可多着呢!”

于新野与王维国密谈了个把小时。他要乘当天四点半的飞机回北京,时间已很紧了。便说:“今天就这样,有什么问题,等江政委来了,你们再具体研究。”

王维国也表态说:“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服从,听指挥,请他放心。”

于新野告别王维国,仍由蒋国璋陪同去机场。途中,他同蒋国璋一起察看了毛主席的专列预定在上海停车的地点。

“现在老人家要整首长,要杀我们的头,只有拼了。”于新野对蒋国璋说:“不拼是死,拼不赢也是死,两死一生。”王飞被逼上了船

王飞轻轻推开卧室的门,妻子还是醒了。她睡得不踏实,她在等他。

“这么晚才回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妻子随口说,却发现丈夫的脸色不对,她着急了。

“出了什么事?”

王飞经不起妻子催问,便把林立果与他谈话的内容简单讲了一下。妻子着了慌:

“这个小的怎么这个作法?他是你的下级,又是孩子,你可不能听他的。”

“不是‘小的’,是‘老的’。他给‘小的’带来一封亲笔信,要我们照‘小的’命令办。”

“这不是找死吗?快去报告吧。”

“他们到处都有人,搞不好传到他们那里,更糟。”

“那你赶快生病,想法脱身。”

“现在病也不行了,晚了。要是七号那天病就好了。”

“可总得想个办法呀!”

“我想法拖。他们要用警卫营去搞,我说我没法动员,把它推给吴司令。”

“这种事,搞不好将来都要灭口。”

“倒霉的事让我碰上了,只好先应付眼前,以后再说。”王飞无可奈何地说。

……

午夜已过去,黎明却还离得很远。他们盼望这难熬的黑夜快过去,又害怕等待着他的危险的白天。

9月9日的白天到来了。

尽管夜间在妻子的面前王飞十分犹豫,但到了白天,他又卷进了罪恶的阴谋。

上午,他同警卫营副营长谈了话,向他了解了警卫营的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

中午,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打算联系送那个信封袋的事。总机问黄永胜的秘书:“接不接?”

秘书感到奇怪:一个军种的副参谋长,直接找黄永胜讲话,过去是没有的。就对总机说:“首长已休息了,不接。”

午后不久,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又要他立即到空军学院小楼去。他一进门,便向林立果、周宇驰解释:给黄永胜的东西没送成。

“那不急,以后再说。”林立果说,“钓鱼台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王飞说:“我想了一夜,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无法说服部队。”

林立果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坐上大卡车往里冲,冲进去见人就打,打了就跑。”

王飞说:“北京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到,就是冲进去了,也跑不了。”

这时,有人报告林立果:江腾蛟已在西郊机场等着。

林立果对王飞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先去和江腾蛟谈谈。”

王飞跟着林立果、周宇驰走进“工字房”,打量着站起来迎接的江腾蛟,江腾蛟握着王飞的手,紧盯着王飞。

林立果摆出“司令官”的架势,开宗明义:“你们两位是南线与北线的指挥员,你们的任务都已明确了。现在请两位来,研究一下南北两线协同配合及通信联络问题。”

“参谋长”,周宇驰补充道:“南线和北线要同时下手。但是,动手的时机要看南线情况来定。上海方面动手了,北京才能动,首长的一贯思想是,必须做到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才能打胜仗。南线与北线要配合好,通讯联络一定要搞好。通讯工具一定要保证,还要商量好联络用的暗语。”说着,他把眼光射向王飞,示意王飞先发表意见。

王飞迟疑了一下,试探着说:“我看通讯工具主要是靠无线的。有线的怕靠不住,到时候不一定联得上。”

林立果说:“不能光靠一手。有线的也要准备。到时可以提前把线路占起来,随便什么事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有情况再讲正事。”他看到大家点头表示同意,便下结论说:

“这个问题就这么办。你们再考虑,提出具体方案。”

接着讨论商定联络暗语。

“现在,再研究一下行动的具体方案。”林立果改换话题说:“先研究南线。”他问江腾蛟:“江政委,除了昨天讲的,你考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江腾蛟喷着烟雾,没马上回答。他想让林立果、周宇驰先亮底牌。

周宇驰见江腾蛟不吭声,便问道:“杭州到上海的铁路线上有桥没有?有桥的话,我们可以来他个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那一带是水网地,桥肯定是有的。问题是:那些桥都是陆军守着。”

王飞也提出问题:“要炸桥,不知道专车什么时候来?”

周宇驰说:“这个问题好办。杭州一发车,陈励耘就会告诉我们。”

江腾蛟又问:“空×军有没有炸药?”

林立果说:“他们在修洞库,有的是炸药,会搞爆炸的人也多。”

江腾蛟说:“要炸铁路桥,不如在苏州到到硕放那一段搞。

那里有一座小桥,附近又无陆军部队。前年战备时,还给那里的空××师配了一个加强营的武器。问题是如何动员部队。”

周宇驰说:“那好,就在硕放搞。对部队就说有人坐着主席的专车搞阴谋活动,中央军委密令××师炸掉这列火车。”

林立果说:“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就有两手了。先在上海搞,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搞。硕放机场我去过,那个地方好搞,我们可以在那里多埋几处炸药。对××师就说,那列火车是坏人搞阴谋活动的流动指挥部。”

江腾蛟想找个替死鬼:“得再派个得力的人到硕放去。”

林立果说:“那好办,我们舰队有的是人才。”

江腾蛟觉得这个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便想再摸摸北京方面的底,便问王飞:“你搞钓鱼台,准备用什么力量?”

王飞说:“我有什么力量!只有一个警卫营……”

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说:“南北两头,我们有一头就行。”

他给同伙打气说:“即使两头都不行,我们还有根据地。”

周宇驰帮腔说:“这一步不行,下一步到根据地去,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搞南北朝,再不行,还可以组织流亡政府!”

晚上9点过,周宇驰把王飞叫到空军学院小楼。

林立果问:“想到好办法没有?”

“还没有。”

“我就不信,我们就那么无能。”林立果叫人拿来一张描画的钓鱼台图,比划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套,那么高的墙,里面的人想跑也跑不掉。”

王飞又把硬冲不行的道理讲了一遍:“空军带着武器进不了城。即使冲进钓鱼台,很快会被包围,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周宇驰说:“硬冲不行,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

王飞说:“那得对情况很熟才行。”

林立果说:“老周对那里熟,他带你去,你准备好人。”

王飞说:“我去可以,问题是部队不好动员,再说,晚上铁门经常关着,里面又有哨兵,游动哨……”

林立果不高兴地打断王飞的话:“我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总能想出办法。……今天就这样,你再想想。”

临走,林立果对王飞说:“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孤军。搞起来以后,你直接听黄总长指挥。明天你把东西送去,先认识认识,但不要暴露我在北京,就说你从北戴河回来。”

9月10日,王飞按林立果的要求,去给黄永胜送信封袋。

上午11点过,出发前,周宇驰来了电话,告诉他黄永胜现在的地点,叫他赶紧去。还说:“林副部长请你顺便把毛主席在南方的谈话内容给黄总讲一下。”

王飞不敢再拖,立即给黄永胜打电话。

秘书听到又是王飞,并说有重要事,不敢再不报。他要王飞等着,便去请示黄永胜。出乎秘书意料,黄永胜啥也没问,就说:“让他来嘛!”

秘书和王飞都不知道,其实叶群早把王飞要来见黄永胜的事在电话上给黄永胜讲了。

王飞见到黄永胜,立即捧上那个神秘的大信封袋。黄永胜接过看了一眼,没拆,便放到一边。他问王飞:“林副主席身体好吗?叶主任身体好吗?”好像他已很久没同林彪、叶群联系了。

王飞一一作了回答,又讲了毛主席在南方谈话的内容。

四天前,正是黄永胜向叶群报告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林立果此举,是想黄永胜与王飞之间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关系。

对此,黄永胜当然明白,但是,这个搞政治斗争的老手不想轻易亮相。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毛主席谈话的内容,他既不暴露出已经知道,又不表现出很感兴趣,既不流露出不满,也不表示赞成。

20多分钟后,王飞告辞了。

后来才知道大信封袋里装的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此外别无他物。

在王飞与黄永胜见面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又亲自作了进一步安排。

9月10日早晨7时58分,刘沛丰带着北京市地图及许多文件,乘飞机到北戴河,向叶群汇报。

上午10时半,叶群把刘沛丰叫到她的办公室,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接着,叶群又与林彪进行密谈。

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回北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

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而是反革命集团内部的一封“接头”信,是林彪发出的又一手令。

林立果拿到这封信,没立即交给王飞,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彪在这封亲笔信上没写明日期,就是为便于林立果根据阴谋活动进展情况确定时间。

从9月8日夜里到10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进行了两天两夜的紧张密谋,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把握的办法。

10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一系列困难。面对着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周宇驰有些犹豫了。他试探着提出:“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再考虑考虑,究竟搞不搞?”

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收得住吗?”

王飞赶紧说:“没问题,收得住。”

林立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思想拉炼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根据林立果的决定,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收的余地。”

当晚,王飞回到家里,把暂时不搞的情况告诉妻子。妻子高兴地说:“这可好了,我两天没吃饭了。可是,这事并不算完,要赶快设法防止灭口。我去找医生,想办法把你搞哑了,你不会说话,不可能泄密,就不会遭灾了。”

王飞苦笑说:“哪有那么简单,嘴不能说手还能写呢!”

妻子无奈地说:“先别急,过几天,要病就病得重一点,最好来个脑震荡,什么都记不得,就好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这辈子就算到头了!”

但是,过了一夜,事情又有了变化。

9月11日上午11点过,周宇驰给王飞打来电话说:“情况有变,昨天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给林立果打了电话,并发了火。你赶快来研究一下。先到空军学院礼堂,我派人来接你。”

这个电话刚打完,林立果又来电话:“主任刚才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少不了也得抽几下,先给你说一下,有个思想准备。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再动摇。先告诉你,以后你的代号叫‘阿飞’,周宇驰的代号叫‘铜铃’。”

王飞听了很紧张:“知道了,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话刚讲完,还没放下话筒,总机说:“请不要放,叶主任来电话。”接着,电话里响起了叶群的声音:

“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到了。”叶群假惺惺地说,“林副主席对你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要抓紧办。”

“叶主任,请放心,我们一定抓紧。”王飞惶恐地回答。

“听说你有顾虑,总想‘抽梯子’。”叶群的语调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形势逼人,不能不这样搞嘛!”

王飞连忙分辩:“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想活到五十岁呢!是不好搞,人家队伍很整齐,搞得很严密,怕搞不好连累你们。”

“林副主席历来说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也不会亏待你们,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一番利诱以后,叶群阴险地说:“你们忙活了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好不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现在是一根绳子把我们拴到一块了,想脱也脱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了更加恐慌,辩解说:“我考虑的是有困难,怕搞不好你们也连累了,不是别的。”

叶群紧接着说:“有困难想办法么!哪有不困难的事?你还有人帮助你们呢!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主席)到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连忙表态:“我马上去和他们研究,一定尽力去办。”

这时,叶群又装出一副关怀的样子。最后她说:

“我们一切都托给你们了。你们赶快研究,下午六点钟给我回话。”林彪的“关云长”

王飞放下话筒,瞧一眼手表,已快12点。他来不及吃饭,急忙去见林立果。

王飞先坐汽车到空军学院礼堂前面,在那里换乘前来接他的汽车,向西郊机场驰去。

“工字房”客厅里,坐着林立果、周宇驰,还有江腾蛟。

王飞刚坐下,林立果就说:

“主任来电话抽鞭子,决定还是要搞。现在不搞不行了。

昨天讲的不算数。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何想法。”

王飞没吭声。江腾蛟也没吭声。

林立果看了看江腾蛟,又看了看王飞。两人都皱着眉头,林立果估计,是因为挨了叶群的鞭子,心里不痛快。为缓和气氛,他说:

“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

要不是主任瞎指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是上吊,还要在电话里唠唠叨叨。”

林立果这么一讲,江腾蛟的胆子也大起来了:“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干这个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行。”

“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想到刚才叶群的电话,王飞也发了牢骚,“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

王飞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在场的人都投下了阴影。客厅里又一阵沉默。

林立果一看势头不对,赶忙改变口气:“这次不一样,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他看到大家仍不吭声,便换个题目:

“为了保密,我们都要有个代号。原来的代号也要改……”

然后是讨论,但始终找不出一个一致认为有把握的办法。

林立果看到,这样讨论下去,一定不会有结果,而且会消磨大家的“意志”。他突然说:

“咱们先别谈了。把老关请出来,与大家认识认识。”

在于新野陪同下,一穿陆军服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大家都站起身来。林立果拉着这个人的手,介绍道:

“这是关光烈,在首长办公室工作过,现在是陆军××师政委。”

“这是首长的‘关云长’。”周宇驰笑着,话里藏刀,“不过,他可不会演华容道。”

关光烈的出现,是江腾蛟和王飞没料到的。但是,江腾蛟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林立果很重要的一着棋:他们面临的“任务”,不是在空中,主要在地面;而要在地面“解决问题”,还得靠陆军。

“生力军来啦!咱们在上海见过面。”江腾蛟高兴地使劲握着关光烈的手,“你是实力派哟!过五关斩六将就靠你啦。”

两天前,林立果、周宇驰就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到哪去找一支可供他们“调动一切”的陆军?

林立果想到了关光烈,想到了这个曾经在林彪办公室当过秘书,同自己的关系很密切,现在正在陆军的一个师里当政委的关光烈。他立即把关召到北京。

当晚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来看他,跟他谈了当前的“形势”,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并向他提出了调部队到北京攻打钓鱼台的要求。

关光烈感到突然,却并不慌乱。

关光烈走进“工字房”客厅,林立果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师有几个团,有什么炮?”

“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有榴炮、加农炮、迫击炮。”

关光烈拿定主意,凡问到部队情况均如实回答。

“有火焰喷射器吗?性能怎样?”

“师里有一个喷火连,有12具火焰喷射器,能喷50到70米远,对封锁枪眼、打易燃物有作用。”

“有火箭筒吗?”

“每个步兵连有两个。”

“部队多长时间能调出来?”

“按战备规定,6到8小时可以行动。”

林立果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面向关光烈站住说:

“今天请你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把你们的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从你们师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特别是到上海的喷火连,要快,你看怎样?

“调动部队个人没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

林立果一听傻了眼,又问:

“你们部队与北京有直通电台吗?”

“师以上和总参都有直通电台。”

“把你们的电台与空军的电台沟通,不就可以冒充军委下命令吗?”

“呼号频率不一样,联不通,还要配密语,这不好办。”

林立果无奈地对王飞说:“打钓鱼台的事,只好靠空军的警卫营了!”

王飞说:“穿着空军服,带着武器,进不了城。”

林立果说:“服装可以换一下嘛!”

王飞问关光烈:“你能解决二百条黄裤子吗?”

“这个问题不大,我回去看看,可能仓库里有。”

王飞说:“不过,要战士换服装,总得说明原因,……”

“钓鱼台的事,等会儿再研究,还是先研究南线怎么搞。”

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问关光烈:“火焰喷射器究竟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吗?”

“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门也烧不透。”关光烈指着客厅的门说:“如果火车的门窗都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喷射。”

“先用四○火箭筒把火车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行吗?”

“得配合好才行。”

“从你们那里调个喷火连到上海也不行吗?”林立果仍不死心。

“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

江腾蛟一边听,一边盘算。他问关光烈:“一个喷火连有多少人?”

“有几十人。”

“只把使用武器的人调去,其他的人不去,这样就不是调动部队了,好比是几个人有事出差,这总行吧?”

林立果十分兴奋:“你们只要调一部分火焰喷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归江政委指挥。”

关光烈没想到会有这么一着,他吱唔着说:“这些人怎么走?”

林立果说:“坐火车太慢,坐飞机。”

关光烈说:“我们部队附近有机场;……再说,打火车,还是用炸药炸铁路好,或者用飞机轰炸……”

这时林立果看出来,关光烈实际上是想溜,便说:“我们要多准备几个。你讲的这两个办法,都要准备,用火焰喷射器的办法也不能放弃。你们离郑州多远?你们可以先到郑州,我派飞机到郑州去接。”

王飞插嘴说:“这样恐怕不行。动作太大,容易暴露。”

林立果不悦地说:“现在不研究了,等会儿再说。趁天还没黑,先去钓鱼台看看地形。要攻打江青等人的据点钓鱼台

钓鱼台座落在阜成门外西城区和海淀区交界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成了“文革小组”的所在地,它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钓鱼台”这个名字,便成了“文革小组”的代名词,成了权力的象征。

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着于新野开的车,进了钓鱼台西边的玉渊潭公园。汽车停在东湖边上。林立果等下了车,向东北方向的钓鱼台走去。远远就可以看到,围墙上拉着电网,四周设有岗楼。围墙外面还有铁丝网。到近处,只见那靠墙的一座门楼上,“钓鱼台”三字依稀可辨。他们正想再靠近看看,一个游动哨朝他们走来。他们四个人便分为两路,装出散步的样子,鬼鬼祟祟地转了一圈,然后又汇合到一处,江腾蛟故作镇静地说:“没关系,到这边坐坐。”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林立果不甘心这么坐着。他拉着关光烈爬上一个小丘,向围墙里窥视。他指着远处一栋砖砌的楼房,对关光烈说:“你看,那就是警卫营的房子”。

关光烈说:“这铁丝网也是过去没有的,看来更难搞了”。

林立果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实在没办法,就让黄永胜搞,只好让他摘桃子了。”

江腾蛟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他们身边。他叫嚣道:“你们攻下钓鱼台,我去找老头儿谈判!”

不远处,哨兵目不转睛地监视着。他们不敢久留,钻进汽车,出玉渊潭北门,向东、向南绕钓鱼台又转了一圈。死神迅速逼近毛泽东

“工字房”客厅里气氛十分沉闷了。

从钓鱼台回来,大家觉得困难更大了。王飞仍惦记着叶群的电话,他提醒林立果:“主任要我们在六点钟汇报情况!”

这时林立果宣布:“这次就谈到这里”。叫于新野把江腾蛟、关光烈送走,却把王飞留了下来,拉进电话间:

“还是你给叶主任汇报吧!我就怕她在电话上一讲没个完,你讲,她可能少罗嗦点”。

王飞想推辞,刘沛丰已把电话要通,他硬着头皮接过话筒。

“叶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汇报一下”,王飞惴惴不安地说,“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驰、江腾蛟、关光烈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钓鱼台的问题,又领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周围看了一下,……”

这句话还没说完,话筒里已传来叶群的斥责:“什么?关光烈?谁叫你们找关光烈?你们为什么要找他?”

林立果听到了叶群的声音,便从王飞手里接过话筒……

王飞已无心思去听林立果与叶群谈些什么,颓唐地退到客厅里。一天之中,他已是第二次受到叶群的责骂。想到自己拼死为人卖命,得到的却是如此粗暴的对待,他感到愤愤不平,却又只好忍耐。

林立果打完电话,与周宇驰一道走进客厅。

“她就是那样。正为别的事生气,不巧被你碰上了。你不要在意”。林立果安抚王飞。

周宇驰手拿一封信对王飞说:“我们要和黄总长建立直接联系。立果同志与我目标太大,你去联系最合适。你已去过一次,黄总长已认识。昨天刘沛丰又带来一封林副主席给黄总长的亲笔信,必要时你给他送去”。

王飞接过信,把包括署名在内的36个字反复看了两遍,他看得出来,实质性的话只有一句:“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当然明白这里所说的“有事”的含义。在此时,林彪竟如此“看重”自己,王飞感到的不是“荣幸”,而是恐惧。

周宇驰又说:“黄总长的代号叫‘协和’,与叶主任的代号‘子爵号’是一个系列,这样好记”。

9月11日晚上8点半,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谋害毛泽东的行列里,他就是鲁珉。他是林立果担任副部长的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

鲁珉是抗美援朝中著名的空军英雄之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俘虏。

鲁珉是在接到李伟信的电话通知后,与江腾蛟一起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

“我们的英雄来了!”林立果十分夸张地表示欢迎,“你在空中是英雄,在地面一定也是英雄。现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哪里话”,部长谦虚地对自己的副部长说,“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鲁珉早从江腾蛟处了解了形势。

所以,今天见到林立果,他首先表了态。

林立果满意地点头说:“现在我们要进攻了”。他回头对周宇驰说:“把命令拿给他看”。

周宇驰拿出林彪的手令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再递给鲁珉。

等鲁珉看完后,林立果接着说:

“现在情况很紧张,江政委、老周已给你讲了。根据目前形势,首长命令要进攻,要把B—52干掉!”

说到这里,林立果停住了。

客厅里三个人一起盯着鲁珉,等待他的反应。

他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地面,躲开这些逼人的目光。

“只要把B—52干掉,林副主席一接班,天下就是咱们的了”。林立果继续说:“那时,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北京军区我非交给江政委才放心”。

江腾蛟“当仁不让”,好像天下已是他们的了:“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林立果说:“江政委是歼七,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把B—52搞掉;如不成,就看你了。”

江腾蛟插话说:“我是歼七,你是歼八”。

鲁珉一阵恐惧,心头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你在硕放搞。×军正在修洞库,有的是炸药。硕放有一座铁路桥,你在那里埋上炸药,B—52火车一到,就是第二个张作霖事件”。

江腾蛟又说:“火车一炸,你带一个营去抓凶手,看到列车上没死的都把他们搞死。”

“然后,让王维国在上海抓两个人,说是他们搞的。那时掌权的就是林副主席,谁敢调查!万一搞不成,你就开一架飞机到广州,我们在那里另立中央。广州的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林副主席到电台讲话,全世界都熟悉他的声音。

如果B—52在北京的电台讲话,就说那是假的。陈励耘讲,B—52在杭州找他们谈话时,讲话的声音都听不大清楚了。”

林立果唾沫四溅,越讲越带劲:“到那时,要打,就是全面内战;要谈,就提出条件谈判。不管怎样,我们是主动。老鲁,你看怎么样?”

鲁珉不能不表态了。他十分犹豫地说,“我没有在陆军干过,从没弄过炸药,……”

林立果说:“我们派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和你一起去。他在陆军干过这玩艺。……”毛泽东觉察了林彪集团的阴谋

9月8日,也就是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潜回北京的第二天。午夜时分,陈励耘正躲在医院里,与当天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策划对毛主席下毒手。这时,惯于夜间工作的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他坐的火车专列连夜撤离杭州,转移到附近方便调动的地方。

专列原停在杭州到上海方向的笕桥机场附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往回撤到宁波方向的绍兴,离杭州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这个行动使人相信毛主席暂时不会离开杭州。

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下令:“立即把火车开过来,我们马上走!”并且交代,不要通知陈励耘等送行。

3个多小时后,专列从绍兴调回杭州。毛主席立即上车。

陈励耘很快知道了消息。这使他措手不及。尽管没有通知他送行,他仍赶到车站。但他心怀鬼胎,不敢上前与毛主席握手道别。黄昏时,火车一声长鸣,陈励耘眼巴巴地看着专列离开车站,向上海驰去。

10日下午3点多,王维国从上海铁路局打听到毛主席已到上海的消息。便带着手枪,立即乘车来到准备停放毛主席专列的铁路专运线上。他先把手枪藏到汽车的工具箱里,然后走进专线去观察动静。

毛主席到达上海时,天早已黑了。专列停在虹桥附近的一家花园。毛主席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叫随行人员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

9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许世友与王洪文,这时,王维国等候在附近的一间客厅里,却没有被召见。

中午,毛主席让许世友等人下车吃饭,等候在客厅的王维国也跟着走了。

他们刚离开,毛主席就下令:立即开车,不要通知任何人。

北戴河,叶群刚给王飞打过“抽鞭子”的电话,正在气咻咻地向林彪报告情况。

北京,王飞刚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正同林立果等人进一步落实谋害毛主席的具体方案。

毛主席的专列离开了上海,在江淮平原上飞驰。

列车驶离上海不久,许世友乘飞机赶到专列前面,在南京迎接毛主席。列车进站了,许世友迎上去:“在南京停留吗?

主席下车吗?”

“不下车了。毛主席已经休息,请你也回去休息吧!”专列在南京停留了十几分钟,又继续北上了。

被毛主席出人意料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的王维国,直到9月11日深夜才打电话报告周宇驰:毛主席的专列已在中午离开上海。

11日晚,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已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意外的消息,如一声惊雷,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沉重的打击。他们暗害毛泽东的种种阴谋破产了!李伟信在他的亲笔供词中这样写道:

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门口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边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企图谋害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

然而阴谋并没结束。林彪的计划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林彪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已布置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及叛逃国外作准备:

9月8日晚,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给林彪准备5架飞机,并坚持要吴法宪把任务交给当时住院治病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第二天,吴法宪告诉了胡萍。

9月8日晚上9点过,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在机场候机室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胡萍当晚找空军某师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了使用的飞机及机组人员,并要潘景寅把名单报给周宇驰。

9月11日晚11点过,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得好吧?”胡萍说:“谈得很好”。叶群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有难处?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几天来,胡萍也不去医院治病。他按叶群等的布置,加紧督促和检查飞机的准备情况。

9月12日,林彪一伙得到毛泽东离开上海的密报,经过紧急策划,作出了立即南逃广州的决定,妄图另立中央,造成“割据局面”。下午4点半,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周宇驰对胡萍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话,首长看形势不好,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到广州。”据胡萍供述,周宇驰曾交待他说:

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

准备一架伊尔—18,13日7时飞山海关,拉上部队,再到上海落个地,飞往广州沙堤机场。

另派一架多座的三叉戟飞机,拉上“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

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2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

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林彪到小机场时使用。

下午5点过,胡萍把派256号飞机送林立果到山海关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

晚上,胡萍又按周宇驰的要求,准备了其余的飞机,配备了机组名单,并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起飞时间。

9月12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已跨过长江,飞驰在华北的原野上。

此时,空军学院小楼里,林立果等人匆忙地收拾行装,准备去北戴河。他们在北京部署南逃的事,交给了周宇驰。

黄昏,江腾蛟、王飞先后来到小楼,还有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周宇驰向他们宣布了南逃决定:“毛主席回来后,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周宇驰接着说:去了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接着他又宣布了南逃飞机起飞的时间及路线,又交待任务说:明天早上6点,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平房,由王飞打电话通知黄永胜来,由江腾蛟负责机上警卫工作。

散会的时候,周宇驰叫王飞、于新野赶快去组织“机关”南逃人员。

周宇驰又交待李伟信,要他在13日乘到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80到90名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与上海“教导队”的人同去广州。

9月12日黄昏,毛泽东乘坐的列车终于平稳地驶进了北京站。

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及三大堆行李,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十分诡秘地离开北京到北戴河。

晚上7点40分,三叉戟256号飞机由潘景寅等驾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林立果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北京啊,暂时分别了。”

晚上8点15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到驾驶舱,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下飞机后,林立果把程洪珍等人留在机场,他自己带着刘沛丰,开着机场的吉普车,往北戴河急驰而去。

北戴河,林彪、叶群住宿的莲花石96号楼,一片忙乱。

9月6日到9月12日,是林彪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挥了杀害毛泽东以及南逃广州的阴谋。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书用飞机带来。

9月7日晚约9月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在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去。

9月9日下午,周宇驰叫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叫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写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

在这期间,林彪、叶群为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在北戴河导演了为女儿订婚。

9月7日,叶群把女儿接到北戴河,制造出女儿即将结婚的气氛,从北京到广州,都有人送礼。9月12日下午约3时30分,林彪一伙在紧张地准备南逃广州的同时,又在北戴河为女儿举行了“订婚”仪式。又是送礼,又是照相,同时,叶群又放出空气,在走廊里对女儿说:“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12日晚上,为了庆贺“订婚”,96号楼里正放映电影《甜甜蜜蜜》。不到9点,林立果真的进来了。这位专门“赶回来祝贺”的弟弟,见了姐姐只说了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急忙与叶群一起,钻进林彪的会客室密谋去了。

但是,尽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非常保密,在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反常气氛。他们互相探听着,都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个别内勤工作人员,也听到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谋逃跑的片言只语。

在此情况下,警卫部队的一些同志立即报告了中央。“副统帅”阴谋的破灭

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光明亮。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0点30分左右,周总理接到来自北戴河的报告,立即向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吴法宪接到总理追查飞机的电话,十分恐慌。他给胡萍打电话说:“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撒谎说:“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说:“训练为什么不回来?”胡萍说:“我查一查”。

胡萍接到吴法宪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向周宇驰密报了周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

胡萍又给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把周总理追查飞机及自己撒谎欺骗中央的情况,告诉了潘景寅,并且与潘景寅密谋:“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就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没多久,吴法宪第二次打电话告诉胡萍,总理有两条指示:一、没有命令,这架飞机任何人都不准动;二、这架飞机今天晚上准备飞回来,但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并要胡萍马上把总理的指示通知潘景寅。胡萍在把周总理的指示告诉了潘景寅后,又交待潘景寅:如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就说发动机出毛病。

胡萍一面继续欺骗周总理,同时,再次派人给周宇驰报信。

9月12日晚上,北戴河96号楼过厅里,为庆祝“订婚”而放映的第二部影片《假少爷》也快结束了。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去大连”的幌子下,紧张地进行着南逃广州的最后准备。

这时,胡萍密报的周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传到北戴河,燃起了一团火。

深夜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处。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林彪坐在沙发里,蜡白的脸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你准备一下东西,立刻走。”

顿时,96号楼里炸开了锅。叶群发疯似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不住地喊: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

她又把警卫秘书叫到卫生间里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警卫秘书叫人去通知林彪的司机把车开上来,然后来到值班室。他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要了北京胡萍的电话,他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吗?”胡萍紧张地说:“你不要问了,也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走吧!”

说着,就把话筒放下了。

林立果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这时他跑进来,把警卫秘书拉出去说:“快点吧!有人要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警卫秘书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出来,又催警卫秘书调车。接着叶群也来催促。警卫秘书提着两个皮包,向外走去,边走边喊:“把车开上来,把车开上来!”

林彪的司机把车开进了96号楼车库。警卫秘书从外面走进车库。刘沛丰手提着三四个提包,先上了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最怕着凉的林彪一反常态,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他最后一个上车。

这时,已近午夜12点,林彪的汽车开动后,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次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林彪的汽车一开动,警卫部队就知道了。他们来到58楼附近的马路上,向疾驰而来的汽车扬手示意,要司机停车。汽车里,叶群对司机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敬,冲!”司机便按着喇叭,加快车速,冲了过去。

坐在林彪汽车里的警卫秘书,经过激烈的斗争,突然喊了一声“停车”!司机对他没有戒备,把车停了下来。警卫秘书立即跳出汽车。汽车里响起了枪声。警卫秘书也开枪射击。

警卫部队迅速赶来。林彪的汽车马上逃跑了。它以飞快的速度,超过了在这之前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向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驰去。

周总理通过吴法宪追查256号飞机的同时,又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可是,李作鹏在下达命令时,却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9月13日零点20分,林彪的汽车已接近飞机,256号飞机还未发动。山海关机场负责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请示总理”。趁机拖延时间。

13日零点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仓惶登上飞机。他们不仅来不及通知等候在机场的程洪珍等人,连机组人员也没上齐,就命令飞机强行起飞。这时机场站负责人又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哪里了?”答:“快到跑道口了”。李作鹏说:“就这样吧!”于是256号飞机,逃窜而去。

山海关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等人,目击了林彪等人叛逃投敌时的狼狈相: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

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中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256号飞机,在外逃叛国的途中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3日凌晨1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来到空军学院小楼秘密据点,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又编制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已毙命的主子林彪。

外逃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和这伙叛徒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采取措施回飞北京。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逮捕。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