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一)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始末
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由于野心膨胀，搜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互相利用又互相争斗，直至最后撞得鱼死网破。过去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说成是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
尽管这已经不属于路线斗争，然而至今读起来，仍触目惊心。拉帮结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异常活跃，进行了一系列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这时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成了野心家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为此，林彪就凭借他取得的权力地位，施展两面派权术，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拉帮结伙，组织反革命集团，打击真正的革命家，准备“乱中夺权”。
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与叶群经过长期蓄谋的一篇讲话。他搜罗了大量古今中外搞政变的事例，诬陷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代表，混到党内，是走资派；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杀人，要篡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联合起来搞颠覆”，他叫嚷对这些人“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1967年8月，林彪又抛出了一个“八·九”讲话。明确提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用林彪的话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讲话进一步为其排除异己，扶植亲信，组织反革命集团作了舆论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运动来势凶猛。由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平日作恶多端，无情的烈火自然烧到了这些野心家的头上。他们纷纷向林彪、叶群求救。林彪出于反革命需要，先保了黄、吴、李、邱，后又利用职权对他们委以重任。而黄、吴、李、邱为了报答林彪、叶群把他们“抢救出去”和提拔重用的恩情，同林彪结成反革命联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黄永胜原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揭发他。1月28日，黄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马上叫叶群把黄招来北京，保护起来。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后，经林彪提名任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及军委办事组长。
吴法宪原任空军政委。1965年，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的第二天，林彪对吴说，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当空军司令，现在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贺龙提成钧当司令就不好办了。由于林彪的阴谋活动，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两次保吴，吴感激涕零，当林彪的面大哭一场并高喊林彪“万寿无疆”。
李作鹏是林彪最器重的一个。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6年5月，李利用海军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大搞罢官夺权阴谋。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李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得知李的电话“告急”，又出面保他。1966年6月，林彪任命李为海军第一副政委。1986年3月29日，又把李安插在军委办事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李曾发誓说：
“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和林副主席同生，死和林副主席同死。”
邱会作是林彪的得力干将。1959年林彪上一台，就提名任命邱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邱的品德太坏，总后的广大干部、群众愤怒揪斗了他。1967年1月24日，邱向叶群写求救信，林彪立即派叶群持林彪、陈伯达的“保邱手令”，把邱保出来。1968年3月和9月，林彪又把邱安插在军委办事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邱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
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相互匀结一个是拉，一个是靠。林彪要实现他的政治野心，需要纠集一伙人为他充当打手，于是，他用保和提拔的办法，拉黄、吴、李、邱。而黄、吴、李、邱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野心，就得投靠林彪这个主子。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是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等人用阴谋勾结，在一系列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实现的。
罗瑞卿是林彪提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后者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林彪名为国防部长，实则“休息”、“养病”，军内大量实际工作，由军委其他几位副主席、特别是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承担，因此罗瑞卿在军内外的影响和威望越来越大。他对林彪那套“突出政治”、“最高最活”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他就成了林彪篡党篡国的直接障碍。
1965年夏秋之间，林彪、叶群就诬蔑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并指使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李立即同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写了罗对海军“怀有巨大野心”的诬陷材料。林彪、叶群向黄永胜、吴法宪打招呼，诽谤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罗有野心，要提高警惕”，等等。
林彪、叶群经过一系列的阴谋策划之后，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李作鹏、雷英夫等人写的诬陷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叶群先用7个小时向毛泽东“汇报”，随后在上海会议上，又用长达11小时作了33次发言。
1966年春，在北京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齐上阵了，诬陷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等等。黄永胜虽没有参加此会，也写信，诬陷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
整罗会议后，林彪也利用“文化大革命”，伙同江青、康生、谢富治，指使黄永胜、吴法宪，对罗瑞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揪斗和陷害。1968年3日，“罗瑞卿专案组”写了一个关于罗瑞卿病重需手术治疗的报告，第二日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不同意，罗没有交待出问题，专案组斗争不力，没搞到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手术，以后再说。”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命令专案组于8月7日，又重写了一个“为抓紧时间对罗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及斗争，将罗的手术治疗推到秋凉之后进行”的报告，以此逼迫罗端卿承认“罪名”。但罗瑞卿却毫不妥协。林彪一伙对罗瑞卿的迫害长达六年之久，使罗瑞卿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摧残。
在上海会议前后迫害罗瑞卿的罪恶活动中，黄、吴、李、邱在林彪、叶群指挥下，始终忠实执行林彪的“整罗计划”。
林彪则认为他们“反罗有功”，是自己的心腹。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等狼狈为奸地纠集在一起。
打倒罗瑞卿后，林彪又推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1967年9月24日，成立军委办事组时，杨成武担任组长。但是，刚过半年，杨成武就被打倒了。
因为林彪认为杨对他不“忠”了。杨随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泽东曾与杨讲过林彪每次讲话中给毛泽东加的“四个伟大”的头衔。毛泽东说，给我加了四个头衔，我看了很不舒服。林彪回京后问杨：主席讲过我什么没有？杨答，没讲什么。同时，杨成武把毛泽东视察期间的谈话内容，向老帅们传达了。这些都使林彪对杨不满。
杨成武被打倒的直接导火线，是从空军党办内部矛盾引起的。空军党办分为两派，一是空军党办公室主任王飞、科长周宇驰等人一伙，一是党委办公室副科长卫某以及吴法宪的秘书、余立金的秘书等人一伙。双方的后台都硬，互相敌视，但胜利者只能是王飞这一伙，因为他们有林立果——林彪、叶群撑腰。王飞一伙，先是利用卫某说过林彪讲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科学这句话，把卫某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旨意把单世充关押起来。杨成武批评吴随便抓人，并要吴放人。事情发展成了杨成武、余立金和吴法宪的纷争。表面上，叶群对两方都同情和支持，实际上真正支持的是吴法宪。事态越来越严重，后来吴法宪连杨成武的电话都不接了。一次“杨办”主任在电话中说：“吴胖子这样无法无天，林副主席和主任不知道吗？我要求林副主席给杨代总长作主，如果杨不称职就把他撒了算啦，叫吴法宪当总长！世界上还没有说理的地方？”
1968年3月19日，叶群同林彪商量后，去钓鱼台找江青，伙同江青阴谋策划打倒杨成武。江青早也对杨成武怀恨在心了。因上海红卫兵抄家时，把江青30年代的丑闻和历史材料抄出来了，江青通过叶群叫杨成武派人去上海取回，东西取回后，杨认为事关重大，暂时封存起来。江青大为不满。
一次在怀仁堂开会，她大骂杨成武，并质问杨“为什么拿回来的材料不处理，你要放长线钓大鱼吗？”
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又耍了一个花招。她叫林立果和一个秘书到杨成武家，代表林彪、叶群看望杨。杨当时正在生病。叶群并非真心，而是两面派手法。杨成武直到被捕前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林、叶已对他下了毒手。
“三·二四”事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不仅仅是打倒了“杨余傅”，更重要的是，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成立了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这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进一步篡夺了军事领导权。原来领导军委工作的老帅们，全部被赶下了台。林、叶、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合法”化了。这样，林彪反革命集团就以“合法”形式，利用篡夺的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老干部，进行篡党篡国的反革命活动。新的军委办事组的成立，进一步加紧了林彪、叶群同黄、吴、李、邱的勾结，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最后形成。急于抢班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到了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时，发展到了顶峰。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紧跟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的增大，其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九大”以后，他们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紧了。
虽党章已明文写上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却急于把它变成现实。叶群曾对吴法宪说，林彪的身体和毛泽东相比差得远，拖不过毛泽东。林彪自己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批阅了。
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4月11日，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5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并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设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可有不同意见，叶群把四届人大看成“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乘机串连一些人坚持设国家主席，最好让林彪提任国家主席。
7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8月初，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设国家主席。”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在会议中间吴打电话告诉了黄永胜，黄即报告了林彪，林彪赞道：吴胖子这炮放得好。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改组起草小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与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大相径庭，多少喻示着毛泽东和林彪关于“九大”以后主要任务的看法上的不一致。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会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次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点颂扬毛泽东，并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说是我们胜利的因素中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巩固不巩固。”
与会同志大都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叶群又到处散布林彪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并对吴法宪等面授机宜，这样，对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来，林彪的讲话就是动员令。当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得到政治局的同意。8月23日陈伯达自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与叶群连夜选编天才语录。吴法宪于23日、24日、25日先后同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说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并于23日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林彪的讲话。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的口径，讲了起草讲话草稿的要点：拥护林彪的讲话。
陈、吴、叶、李、邱发言，不指名地反对江青一伙。在全会上，他们固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失算了。第一，他们言下之意，是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第二，他们说有人反对提毛泽东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但正是毛泽东本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状语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第三，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斗争才写入宪法草案的，不写入已成过去，但是修改宪法小组已在8月12日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8月13日，这句话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8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
8月24日晚，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进攻的策略。全文是：“叶群同志：今天的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发，请你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李作鹏8月24日。”
因种种原因，与会者大多数人没察觉叶群等人的阴谋。当时华北组的李雪峰、吴德、解学恭3人签发的、大会秘书处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简报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指导意义”。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毛主席对于叶群等人玩弄权术、攫取权力十分愤慨，他在外地巡视时尖锐地批评：“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与此同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由林彪任国家主席，这对江青集团有利，因而江青集团始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们坚持这个意见是企图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
8月25日，江青一伙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揭露了问题，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上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与吴、李、邱谈话，要求吴作检讨。吴于28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打气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又说：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黄永胜上山后，销毁了他的讲话搞。叶群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8月26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吴法宪：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二人就好，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
此文是严厉批判陈伯达的，指出陈伯达有“野心”。此文既稳住了林彪，又使林彪有感于心。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
8月31日，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无联系，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8月31日至9月6日晚，黄、吴、叶、李、邱在黄的住处，交谈各组的会议情况。
9月6日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大常委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同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次会议的公报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于全会上的斗争也只字未提。林立果也成了“天才”
1966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
1967年林彪安排自己的儿子走上了政治舞台。同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他并非党员，却被安插到空军党办当秘书。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立果到空军后，吴法宪特地派周宇驰、原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负责“帮助”。二年后的2月10日，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亲笔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小名——笔者注）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锻炼”多久，同年10月17日，林彪又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此之间，林彪曾在家里同他谈过此事。
林彪：“林立果在你空军工作不错吧！”
吴法宪：“很好！很受大家拥护！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转达你的旨意。他在空军，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对空军建设意义很大。”
林彪打着官腔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也经常想研究空军问题，特别是空军的训练、作战问题。我的时间有限，只有依靠林立果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讲到此，林彪点到了主题：“我的意见——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以便了解空军作战情况、战术问题，这样就可能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略顿片刻，林彪又说：“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不会挖你的墙脚的。……”
吴法宪赶紧回答说：“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及对我的栽培，……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兼任空司作战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同年10月18日，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副部长的第二天，吴法宪把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并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下交给了林立果。
为了给儿子头上戴上“光环”，林彪、叶群策划指挥林立果抛出了一个《讲用报告》。林彪表态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更是大肆吹捧：“放了个卫星。”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之类的帽子，一个一个地向林立果飞去。
为儿子插上羽毛也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步棋。“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任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吴法宪就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调研小组”的任务名义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握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后，“调研小组”的活动更广泛，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一个反革命组织。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撮人，连家属小孩，都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
在放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见面了，很想念大家，因此想和大家见见面。”
这时，老奸巨滑的林彪，还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第二天晚上，周宇驰、王飞等召集受林彪接见的人开会，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按林彪的意见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
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我们要永远拥护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个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了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核心是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与林彪的特殊关系。
同年秋，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命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当然是“舰队司令官”。他还根据英文“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永远忠于副部长”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的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组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其《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他们利用各地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为两则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例如：十分队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均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1970年10，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全党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阴谋败露使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慌，他们一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一面，开始策划武装叛变。
林彪首先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第一线，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杭州，搞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阴谋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武装政变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春光明媚。但一个反革命阴谋正在紧张进行着。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赶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21日，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等密谋。“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正在起变化。”“毛主席威信高，只要他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下台，因此必须要策划武装政变。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同时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1971年8月中旬，一列火车穿过原野，跨过黄河，直奔长江。
毛泽东乘坐这趟专列，开始了对中国南部的巡视。
77岁高龄的毛主席，冒着炎炎酷暑，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会见“各路诸侯”，引起了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最大关注”。他正躲在北戴河的避暑别墅里，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毛主席的行动。
毛主席每到一地，就要召集当地及附近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还要派飞机接送。吴法宪便通过这条线，了解了毛主席到达武汉要派飞机把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及广西的韦国清接到长沙，他立即向叶群汇报。
“毛主席和他们谈些什么？”叶群问。
吴法宪答不上来。
当吴法宪报告毛主席到了南昌，并把福州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接到南昌时，叶群她急迫地问：
“他到处找人谈话，谈些什么，你真的一点不知道？”
“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吴法宪嗫嚅地说。
“没法打听一下吗？”
“这……我不太方便。”吴法宪十分为难。
毛主席到了杭州，并没叫空军派飞机接送其它省市的负责人，因此吴法宪没得到消息。相反，叶群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她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国庆前才回北京。”她要吴法宪注意掌握毛主席的动向，及时报告。
吴法宪则表示无能为力。叶群很生气，但心里又在盘算别的路子。
9月6日，林彪、叶群从“联合舰队”得到了一份较完整的情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那里得到的。
与此同时，叶群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情报，而提供情报的是林彪的另一员大将李作鹏。
这期间，叶群对李作鹏也同对其他同伙一样，拉得更紧了。
农历除夕的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叶群、林立果亲自登门道喜。叶群还给李作鹏送了一份“礼物”。她当面称赞了李作鹏：“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她许愿说：“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
然而，李作鹏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从叶群轻率的许诺中，感到林家王朝面临困境。毛泽东说林彪分裂党，急于夺权
9月初，毛主席离开长沙不久，李作鹏陪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长沙参观。但却听不到一点毛主席到长沙谈话的内容。
他决心弄清底细。
9月5日上午，他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到宾馆的路上，李作鹏与刘丰挤在一辆车里。他们约定，第二天早晨到李作鹏住所见面。
到约定时间，刘丰来到东湖宾馆。李作鹏早在房里等着。
刘丰原是武汉空军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大军区的第一把手，他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特别敏感。他完全知道李作鹏约他见面的目的。可是，当李作鹏直截了当地问他“毛主席在武汉说了些什么”，他仍感到紧张。
毛主席曾当面告诫他，不要把谈话内容传出去。片刻后，他心一横，开口了：
“毛主席在武汉，先后同我们谈了四次。这些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他把上身凑近李作鹏，小声说着。
毛主席不仅点名批评了黄、吴、叶、李、邱，还用了“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心里有鬼”，“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等词句；他还谈到：“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急着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给我看。”“庐山这一次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毛主席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林彪那里，却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毛主席还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有什么好处？”
毛主席还反复说：“希望你们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工作时，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会听你的？”
李作鹏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浑身直冒冷汗：“难道毛主席已察觉到林彪、黄永胜想造反吗？”林彪的“大将”们非常紧张
和刘沛丰密谈后的当天上午10时，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回到北京。下午5时，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起，与外国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送走了外宾，黄、吴、李、邱四人都没走。
他们在一个小时后还要去参加外国军事代表团的午宴会，于是都留在北京厅休息。
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一个角落，迫不及待地把刘沛丰提供的情况告诉了黄永胜。
吴法宪、邱会作坐在另一个角落的沙发里。看到李作鹏神情紧张地把黄永胜拉到一旁悄悄谈话，吴法宪觉得异常。便走过去问：
“你们在谈什么？”
李作鹏支吾道，是谈毛主席在武汉的讲话，是从刘沛丰那里得来的。
“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也讲讲吧！”
“还是别说的好。”李作鹏推辞说。“你知道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宪知道李作鹏不愿讲，不便再问，心里却更紧张了。
邱会作在去外国大使馆参加告别宴会的路上，钻进李作鹏的汽车。李作鹏附在他耳旁，悄悄地讲了一路。邱会作的身子在不断地打颤！
大使馆宴会一结束，四个人分头匆匆回家。吴法宪一到家，便拿起话筒，叫接北戴河叶群。总机告诉他：“叶主任正在讲话。”
过了很久，电话才打通了。他向叶群报告，李作鹏已打听到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并对李作鹏不向他透露消息表示了不满。
叶群说：“吴司令，你不要误会，没什么了不得的事。这事你不要再向李瞎子打听了。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
吴法宪怏怏不乐地放下话筒。他估计，黄永胜或李作鹏早把情况报告叶群了。
这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比吴法宪还要紧张若干倍。
工作人员为吴法宪接通了叶群的电话。此次通话长达58分钟。
当天晚上9点到11点，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四人，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接着，林彪与叶群又一直谈到第二天天明。
叶群从林彪房间出来后，又打电话给黄永胜，讲了一个多小时。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一个疯狂的谋害毛泽东的活动开始了！
9月6日，告急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北京打到北戴河96号楼。
一大早，周宇驰给林立果打来电话，报告了顾同舟提供的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报。
下午3时，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飞机直奔北戴河。
晚上，叶群正同林彪密谈，黄永胜又来了告急电话。工作人员只好说叶群不在。黄急得27分钟内连打了三次电话。
第三次他说：“有重要的事要立即汇报。”谋杀毛泽东
9月8日晚，“联合舰队”的“司令”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写的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带了叶群给黄永胜亲启的密封大信袋，带着刘沛丰、陈伦和潜回北京。
林立果的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秘密起飞。出发前，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对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老虎（林立果小名）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
晚上9时48分，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到机场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空军副参谋长胡萍。
林立果下了飞机，一进候机室，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很复杂，首长确定离开北戴河，赶快准备飞机。首长对你非常信任，在重要时刻一定要保卫好首长。”
说着，林立果拿出了林彪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胡萍一眼就看清了，那20个用红铅笔写的字，是他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手令，对胡萍说：“事关重大，要高度注意保密。”
林立果首先向胡萍“传达”了第一个命令。即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挑选“对首长感情深的”，并要胡萍把人员选好后报个名单给他。
说完，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又钻进汽车，向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飞驰而去。
晚上10时过，王飞接到周宇驰从西郊机场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空军学院，说林立果要见他。
王飞在9月7日从于新野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南巡途中谈话的内容。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宇驰同他简单地说了几句。
“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得把林副主席保护起来。”周宇驰说。
“当然要全力保护。但是，怎么保护？”
“先把主席‘保护’起来，其它事就好办了。”周宇驰阴笑着说。
“这么大的事，得慎重考虑。”王飞听出了“保护”主席的含义。身躯不由颤抖起来。
“这事已同江腾蛟说过，准备由他去办，回头再细说。”
现在，周宇驰来了电话，要他去见林立果，他坐在汽车里，意识到自己陷入凶多吉少的险境，已难于自拔。
他来不及细想，汽车已驰进空军学院的北门，进门不远，左转弯向东约百米，再往北拐，到了南北对称的两幢小楼。
王飞走进北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只见林立果迈着碎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角落一张沙发上，坐着周宇驰。看到王飞上来，林立果分外亲热地同他拥抱。王飞觉得很不自然。他刚坐下，林立果就说：
“现在情况很紧张。有人想整首长，火药味已很浓了。坏人把首长看作眼中钉，竭力陷害首长。”
“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王飞喃喃地表态。
这时，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
王飞看了林彪亲笔写的这20个字的手令，胸口更剧烈地跳动，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我一定照办。”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反对首长、陷害首长的人除掉。
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我们要同时把他们干掉！”林立果收起手令，发布命令：“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你负责。估计南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北京这边也好搞，就看你们了。”
“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王飞支吾着说：“但是，怎么搞法，还要考虑，钓鱼台我从没去过……”
“老周去过嘛！”林立果打断王飞的话说：“你不是有警卫营吗，往里一冲，就进去了。”
“动用警卫营不是个小动作，钓鱼台也不是个小地方，没法说服他们行动。”
周宇驰笑着说：“你拿出空军司令的姿态，给他们下命令。”
“我怎能算空军司令？……”
“好啦，好啦，”林立果不耐烦地说，“不说这个，那是以后的事，将来论功行赏。还是说现在的吧！”
王飞说：“若是吴司令下命令，事情就好办了。”他想把这事推给吴法宪。
“到时候要他下命令，他也非下不可。”林立果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你再考虑，成败全靠你了。”
临走，周宇驰到旁边的房间拿出一个大信封袋，交给王飞。信封上写着：“带交黄总长亲收”。背面贴着密封条。周宇驰说：“你把这个交给黄总长，就说是晋草送给他的。”
“晋草是谁？”
“是叶主任，你一说他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