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忠魂冤魂(下)
关向应说：“胡子，你并没糊涂哇。”
贺龙说：“向应，难道你也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相信王炳南、陈协平是改组派，相信周逸群是改组派吗？”
关向应说：“文常，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这样一想，你就明白了。”
贺龙默不做声了。
后来贺龙回忆道：
“在立三路线时期，关向应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向应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毛坝会议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两个小议题；
二是打一个县城整理部队休息；三是停止肃反。毛坝会议也可说是分局会议，实际只夏、关和我三人。
其他人他都不相信。第二天又提到整理红军和停止肃反，关向应不做声，我说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关提出：
‘你当书记，我们开会选一下么。’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大年初一，夏曦又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副官通知贺龙，贺龙皱眉说：“怎么又开会呀？”
但贺龙还是去了。他到了中央分局，夏曦对他说：“云卿，快坐下，就等你了。”
夏曦喝了几口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按理该让大家休息，好好过个节，可不行啊，敌人不让我们歇，革命工作也不让我们歇，所以，我们今天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的口号，鼓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蓄意在红军中制造分裂。”
夏曦说到此，停了下来，扫了一下开会人的表情，见大家都不吱声，又说：“如今抓了改组派上边的头头儿，下边肯定还有人。但是，三名改组派很顽固，连夜突击审讯，就是不招。最后，江奇同志下令用刑，打断王炳南的一条腿，段德昌昏死数次，陈协平十指打折，仍然不招。鉴于此，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平时表现，判断是否是改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对顽固不化者，动大刑。”夏曦说到这儿，咬牙切齿道：“对于改组派，我们坚决不能手软。
他们是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
夏曦说完，见大家不开腔，很是满意。接着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正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取得的成绩，正在给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已、唐赤英，托派首领是刘鸣先、潘家辰，陈独秀派首领是侯蔚文、李剑如，罗章龙派首领是张琨弟、王进之，AB团分子首领是柳直荀，而各派又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党、团组织和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因此，我们与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成为改组派的得力助手，而且有个别领导，还被改组派利用。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要站稳立场，擦亮双眼，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面目！”
夏曦说到此时，两眼不断往贺龙身上扫去，见贺龙闷头吸烟，别的人都低头不语，又继续说：“改组派的阴谋，共有四个方面，一是力图腐化共产党，改组成国民党；二是力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三是妄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军队；四是千方百计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
夏曦又举例说：“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断送洪湖襄北，尉士均断送鄂北，段德昌、覃苏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公开叛变；改组派的第五个阴谋是私通敌军，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这里面，周逸群和何应钦、蒋介石暗中勾结。万涛是国民党在苏区的高级坐探。覃苏暗降川军。王一鸣、唐赤英故意失败。如今，段德昌又妄图把红9师拉到洪湖投敌。”
贺龙以极大的忍耐，紧咬着牙。
夏曦又继续说：“改组派分子已深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无济于事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重新登记，发展新的党员，只要公开自首，可不开除党籍，但是，仅限于连以下干部，营以上干部不允许自首。”
这时，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夏曦见大家都不言语，便说：“解散党组织的意见通过了。”
当下，夏曦又提出解散党组织后，组成七人革命军事委员会。七人是：夏曦、贺龙、关向应、宁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
从此，在湘鄂西分局和红三军中，取消了党团组织，之后，就连王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也被不明真相的几个小孩子用大石头砸死。
正月十五这一天，贺龙正闷闷地吸烟，关向应走过来说：
“云卿，还记得吗，去年的八月十五，是云遮月；今年的正月十五，是雪打灯。老祖宗们留下的话挺灵。”
贺龙听了关向应的话，说：“是啊，老祖宗留下来的话不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话也会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正说话，副官进来报告：“军长、政委，夏书记来电话，要你们立即赶到邬阳关。”
贺龙把烟斗往兜里一装，对关向应说道：“向应，夏曦不知又犯了什么神经病了。”
关向应说：“他去邬阳关几天了，可能是请我们去邬阳关庆元宵佳节吧。”
当下，二人直奔邬阳关。
邬阳关是红九师驻地，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都被关押于此。夏曦到邬阳关，是来审问这三个人的，各种酷刑都用尽，三人仍坚决否认不实之词。夏曦顿生杀机。
公审大会会场在邬阳关前的一个坪坝内，中午贺龙、关向应到了。夏曦对他们说：“段、王、陈三犯，极为顽固，要杀一儆百，我决定处决三犯。”
贺龙说：“我要见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
夏曦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见他们做啥？”
贺龙说：“我一定要见。”
夏曦见贺龙一定要见，又猜不透贺龙有啥打算，便说：
“我们一起去吧。”
贺龙与夏曦、关向应三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的屋前，没有窗户，包着铁皮的门打开了。里面黑洞洞的，贺龙喊了声：
“德昌。”只听墙角一阵哗啦啦的铁镣手铐响起，只见墙角一人艰难地扶墙立起。贺龙急步上前，将段德昌扶起，从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到段德昌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仅半月不见，已不成人形了，二人均热泪盈眶。这时，在一边的夏曦厉声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段德昌怒目注视了夏曦一眼，对贺龙说：“胡子，我段德昌一生光明磊落，今遭小人暗算，死而无怨，我求你三件事，你务必要记住。”
贺龙握着段德昌的手说：“德昌，你说吧。我一定牢记在心。”
段德昌说：“第一，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你不要忘记洪湖人民；第二，如今子弹极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对我，刀砍、火烧都行；第三，胡子，你派人给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是最喜欢吃这菜的！
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到洪湖去。”
贺龙一听，泪珠滚滚而落：“德昌，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
中午时分，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起来。公审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开始了。与会代表1000多人，夏曦在主席台上下令，将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分子”押到主席台前。由夏曦宣布了“罪状”后，便开始行刑，第一个被拉出来的，便是段德昌。段德昌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他高喊着：“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岁！”
夏曦见此情形，连连喊道：“赶快行刑！”
几名持枪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会场，正在这时，只听一人大喊：“慢！”
原来是贺龙，他端着一碗粉蒸肉。来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德昌，吃点吧。”
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几滴泪珠滚了下来。贺龙喝令左右：“给段师长松绑。”
战士们不敢动手。贺龙就亲自为段德昌解开绳索。又把粉蒸肉端到段德昌面前，段德昌接过粉蒸肉，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而后，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贺龙，挺胸走向刑场，贺龙含泪背转身，片刻，段德昌被砍死。
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29岁。
他牺牲之后，湘鄂西苏区人民，对英雄无不深深怀念，人们在他的坟前，偷偷栽下了29棵青松。
全国解放后，段德昌被追认为第一号烈士。
从洪湖第一次肃反开始，夏曦抓了上万改组派，而根据地却越来越小，红军队伍越来越弱，但夏曦还在叫嚣，要继续抓改组派。
一天，夏曦又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这时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只剩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了，四人坐定后，夏曦开口便说：“目前，在分局和红军中，恐怖情绪和失败情绪较严重，这无疑是改组派散布的，说明改组派还在活动，我们与改组派的斗争还要深入进行。实践证明，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是正确的，我们要在这次清党的同时，大批吸收新党员，建立新的党团组织，提拔新的干部。对于改组派欺骗过的群众，要进行教育，只要能公开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检举他人，就可以原谅。这样，便能从各方面去瓦解改组派力量，实行彻底的改造，完全洗刷出地主、富农分子及暗藏的改组派分子，从而达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团在红三军的领导。”
夏曦说到此处，贺龙接过话：“老夏，我看肃反差不多了，从洪湖第一次肃反到现在，抓改组派差不多上万了。”
关向应说：“是啊，就算还有改组派，也只是个别抓，也不能算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了。”
贺龙又说：“我们的电台坏了半年多，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央的情况，国内各方面情况，我们都不了解，整日在这山沟里，跟瞎子一样，我看我们应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
夏曦说：“怎么联系？电台坏了，派往中央的交通员，也没有一点音信。国内形势不就是老样子，蒋介石反动派派重兵‘围剿’红军，土豪劣绅资本家照样欺压劳苦大众。”夏曦把手一摆又说：“还是从红三军和中央分局的现状说起吧。”他咳嗽了几声，说：“文常和向应说肃反差不多了，我不赞成，在一、二次肃反时，我就感到，改组派已把持了党的组织并利用各级党组织，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就产生了清党念头。只是没下决心。如今，我决心下晚了，到了茅坝时我提出了清党，宋盘铭、段德昌都坚决反对。”夏曦一手指贺龙、关向应：
“你们二人也反对，现在看，段德昌、宋盘铭他们坚决反对清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秘密开会，要暗杀我们，亏得江奇发现了他们，他们的阴谋才没得逞。那些隐藏在军内的改组派分子，我们要进一步清查。”
夏曦说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都不言语。夏曦又说：
“继续清查改组派余党，大家没有意见，我们讨论一个议题，怎样开辟新的苏区？”
关向应说：“要开辟新的苏区，我看要研究一下我们的政策，比如，打土豪，应找民愤大的打，不能乱打，前一时期，我们饥不择食，大小一起打，树敌过多。”
对这个意见，贺龙表示同意。夏曦却说：“大的土豪有罪，小的土豪就没罪吗？你们这样认识是错误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贺龙说：“我们应面对事实，我们打土豪分东西给群众，群众都不敢要，这是为啥？”
夏曦说：“那是群众不觉悟。”
贺龙说：“如果群众对恶霸恨之入骨，红军杀了这样的土豪，都会拍手称快。”没等夏曦插话，贺龙又说：“老夏，我问你，是千家怨好还是一家怨好？”
夏曦不耐烦地说：“这个事以后再说。”
四个人从早扯到午，又从午扯到晚，总算做出了决议，就是《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共提出三项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清党，继续抓改组派；第二个任务是开辟新苏区，组织来凤、龙山、桑植一带农民游击战争；第三，巩固现有苏区，领导现在的苏区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关于开辟新苏区的方法和政策上，贺龙、关向应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点，然后点到面，有步骤地开展，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对地主豪绅按罪恶大小，财产多少，确定打击目标；对反动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夏曦对后面意见，虽不同意，但见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三人态度坚决，也只好勉强答应。
分散出击的决定，使得红三军力量更加削弱。
按照会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汤福林，率领红九师及教导团，到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开辟新区；夏曦率分局机关，卢冬生率红七师，在鹤峰坚持斗争。会后，贺龙将卢冬生叫到屋里，说：“冬生，你这次出击，要与夏曦搞好关系，记住，遇事不要冒火。多请示他。”
卢冬生锁着眉头说：“我真不愿跟他去。”
贺龙说：“要你去是夏曦指定的，说明他信得过你。”
当下，贺龙、卢冬生都加紧做出击准备工作，夏曦则继续与江奇一起进行第四次肃反。几天后，他们又抓了70余人“改组派”，其中有二十七团的团长杨云生、二十五团团长周大本。夏曦连夜突击审问，仅两天，便处死了21人。又过两天，又有28人死在江奇的棍棒之下。数天后，70余人全死在了“莫须有”罪名之中，贺龙听后，只是暗自伤感，无可奈何。师长许继慎被活活拖死
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生杀大权以后，动手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由邝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钟生任政委，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四个师。十师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尔后又成立了“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担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长。
5月16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布了第一号通告：
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
5月24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的报告。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钟生的几句好话，可笔锋一转，又说鄂豫皖苏区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不仅如此，张国焘还在报告中提出了肃反。内称：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以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同国民党右派共同的活动分子。
6月29日，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7月，又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肃反决议案》。其中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要求“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给保卫局提供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担任肃反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给皖西特委一封信》，在信中特别对皖西的肃反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了皖西在肃反上所谓的右倾。并指令皖西特委“对一切政治派别和反革命分子应严格逮捕”。
这次会后，张国焘把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扩展到300多人，并改名为政治保卫总局。接着，他又下令各县均成立政治保卫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及第三党。当红四军领导曾钟生等就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同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后，心狠手辣的张国焘怀着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步伐。
7月中旬，徐向前、曾钟生率红四军主力6个团南下作战，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7个团，缴枪4000多支，俘敌5000余人，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圻、太（湖）
大片根据地。
看到这些激剧发展的大好局势，张国焘却坐立不安，急忙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名义，从8月17日开始，连发四封信给红四军，指责他们犯了抗拒分局指示的“严重错误”，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批评红四军坐失良机。
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拿着张国焘的几封信，琢磨了很久后，找到了锐气十足的曾钟生。
“老曾，分局一再催促我们抓住机会进攻安庆，你意见如何？”
“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早已意见一致，从战略上讲，如我们脱离苏区几百里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反而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力为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而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
“那我们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顾啊！”徐向前叹了口气。
“其实现在分局的意见也就是张国焘一个人的意见，只要红军和根据地能得到发展，撤我的职也不要紧。”曾钟生坚决地说。
见红四军一直没有按自己的旨意行事，张国焘又发出了第四封信命令红四军：
“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他一边命令红四军迅速返回，一边准备对曾钟生进行惩罚性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张国焘暗暗为自己庆幸，他立即吩咐召集会议，处理红四军违令事件。到会人员见张国焘气势汹汹，都不敢应声。只有陈昌浩幸灾乐祸。
“曾钟生同志率红四军南下，公然违背军委会在新集的决定，而且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我认为除了撤换他的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外，别无他法。”
见其他同志没有反应，张国焘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
“现在由陈昌浩同志接替曾钟生同志的职务，并委托他作为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陈昌浩同志一定将部队撤回原苏区，将曾钟生等人调回新集，至于许继慎等应否免职，由陈昌浩同志相机处理。我现在身体不大好，等我恢复健康，当即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同志处理一切。”
30出头的张国焘可能是过于沉溺于政治斗争，额头上早早除去了头发，苍白的脸上加上近期的重病，使他讲话时脖子上的青筋冒了出来，如果不是政治权力斗争需要的话，他才不会带病出席会议呢！
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使命和强烈的权力欲，匆匆离开了新集。张国焘卧病不便走动。心里却不时地勾着手指数着陈昌浩离开后的日子数，艰难的一周过去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通信员，马上通知白雀园邝继勋师部，说我马上赶到那里。”
“可医生说您的身体还未痊愈，不便行动。”警卫员十分关切地说。
“没问题，照我说的办。”张国焘此时已顾不得那么多，陈昌浩此行的结果决定着他政治斗争的胜败，他要在这场斗争中牢牢抓住主动权。
为配合张国焘的行动，沈泽民已先赶到白雀园。张国焘到了两天后，还没见前线上的电报，忧心忡忡。
“难道陈昌浩被曾钟生他们解决了。想来曾钟生不会有那么大的狗胆吧！”
第三天，陈昌浩从前线发来了急电：
“一切都按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整，张国焘同志不必再赶来前方。”
张国焘怕漏字或少字，因此，反复看了几遍。自语道：
“干得好，我要嘉奖陈昌浩，他平息了一场反革命行动。”
张国焘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泽民，我可以睡睡觉了，如前线有什么事，你就处理算了。”
又过了两三天，白雀园归来了一小股部队。队伍中间有两位苏区军民熟悉的曾钟生和许继慎，然而他们的手都被反捆绑着，两人的武装带也被下掉了。
“快看，那不是曾政委和许师长吗？他俩犯什么错了，这么大的人物都给抓起来了。”
沿途的老百姓目送着他们日夜歌颂的曾政委和许师长从身边走过，心思不解地小声嘀咕着。
曾钟生等被押解回来的事立即使整个白雀园骚动起来。
功名卓著的曾钟生难道会反党吗？
“报告，陈昌浩政委求见！”警卫员向正在熟睡的张国焘报告，此时正在床上做着美梦的张国焘听说陈昌浩回来，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往日的他已变了一个样。
“国焘同志，幸亏你这次英明果断，不然要出大乱子。我这次前方之行，不但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
“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谈！”张国焘止不住喜悦，心里升起一股胜利者的快感。
陈昌浩喝了一大口张国焘给他泡的浓茶，理了理头绪道：
“我前后花了五天功夫，赶了800多里路程，到了驻在沂水的军部，红四军上下对我相当冷淡，不管怎样，我还是迅速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将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命令宣布了。
当时，曾钟生等人相当气愤，说什么回到分局及军委会后一定要公开辩论此事。我原以为红四军要发生倒戈现象，出乎我预料之外，他们只乱发了一阵牢骚就算了。徐向前同志起了关键作用，他表示服从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决定。曾钟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表示服从。这样我就顺利地接管了红四军的军政委员的职务。”
张国焘此时听得津津有味，对曾钟生的失败感到洋洋得意。
“我接任军政委员后，立即着手调查红军的内部情况。经过调查，我认为多数高级干部是忠于党，忠于中央分局的。不过许继慎和他的少数亲信很有可疑之处。有人谣传‘第12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军另谋出路。’我带着疑问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则认为，第十二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如果许继慎有可疑之处，可以查处。我立即行使军政委员的监察职权，亲率几个政工人员，搜查第11师师部。我当时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慎会反抗。到达十二师师部时，大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欣然支持，这把许继慎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丝毫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姓吴的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慎的亲信，平时和许往来频繁，早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经的吴参谋自以为有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这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我在他保管的公文箱里，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从白区发来的两封信及一份通迅的密码。”
“此事发生后，我邀约许继慎押着吴参谋来军部，立即审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在，像是举行高级会议，更像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是紧张。吴参谋因为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并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是知道的；他供认他是被派来，鼓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同时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联络一些党员，渡口南下，在红四军遭受挫折时，进行反叛。”
“啊。有这么严重，许继慎给抓起来没有？”张国焘问道。
“我已把他和曾钟生带回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吴参谋这事暴露后，红四军军部又给我反映了另一案件。那就是在红四军占领英山之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了一人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着一封欢迎许投蒋的信。内称：‘许继慎吾兄无恙：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限。等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这家伙一到英山，就被十二师政治部逮捕。许继慎当时表现相当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块送交红四军军部。徐向前、曾钟生等人审问特务后便找许继慎谈话，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我听他们汇报后，把前后两件事加以对照研究，认为这不纯粹是偶然，这说明国民党已经渗透到十二师、红四军了，因此我认为红四军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整肃以纯洁革命队伍。自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革命队伍的地下力量暴露很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清洗革命队伍。由于情况紧急，我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当即召开红四军将领会议，宣布立即罢免许继慎的师长职务，并押送到新集审理。曾钟生虽没有证明反革命的嫌疑，可他的反党言行，擅自违抗分局的决定表明他已为反革命者所利用，所以应该一同前往新集，等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至于那些参与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等到达目的地，再一并整肃。”
“昌浩同志，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建议分局一定要嘉奖你。”
受到上司的赞许，陈昌浩得意忘形，随即从牛皮文件袋里掏出信纸之类的东西说：
“这是前后搜获的信件和密码等，请你过目定夺。”
张国焘迅速浏览一下这些信件和密码，极严肃的眼神里却暗藏着一股杀机。
“这些证据已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心慈手软。要以此为线索，把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张国焘的想法简直和陈昌浩的设想不谋而合。陈走后，张国焘还坐在那儿沉思了很久，“好，机会终于来了！”他右拳一下扎在左手心里。上次有人举报许继慎生活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这本是打击曾钟生他们力量的好机会；可徐向前他们却极力担保，这一次可是反革命事件，你徐向前恐怕也不敢为他们说话了吧！
张国焘其实也深知敌人利用送信一招来进行挑拨离间的把戏。因为他以前就收到过国民党将领刘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张派去的人已经到了，说张国焘肯那样办真是中华民族之幸，请趁早下手等等。当时沈泽民看后，付诸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们内部自相猜疑的一种把戏”。这时他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而是加以利用清除掉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办公室，张国焘提前到了那里，并特意叫警卫将办公室布置了一番。当被解下武装带的曾钟生气宇轩昂地走进办公室，张国焘马上站起来，像是好朋友长时间没见面似的伸出双手道：
“钟生同志，你在前线辛苦了，来，来，来，咱们聊聊！”
“谢谢。”曾钟生表情冷漠地回答。
“我对你暂时的处理表示遗憾，分局同志均认为南下扩大根据地，功劳是显著的。但鉴于你没有按分局的决定行事，因而取消了你暂时的工作机会。分局认为，如果你认识过来了，还是可以回去工作的，我希望你能谅解。”
“我还是不很理解，在我们开辟大片根据地之时又突然北撤，放弃了巩固胜利成果，支援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大好时机。再说，我一直认为，用一月的时间，以兵力不足一师的红军去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吧！我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的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的命令有何不同？”曾钟生据理力争。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分局会上及军委会上再讨论吧。我想就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的问题听听你的意见。”
曾钟生的义正严辞的驳斥使得张国焘哑口无言，他不得不转变话题。
“我认为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蒙住了眼睛，许继慎这个人我最清楚不过。1921年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那时就是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并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也屡建战功。27年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毫不动摇。30年后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军长，对红军的建设及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像他这样一位忠于党并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投敌叛变呢？那两封信的事，我认为，纯粹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如果组织硬是怀疑，可继续调查，不过要慎重从事，不要因此影响红军将士的士气。”
“真是一丘之貉，自身难保，还要包庇他人。”张国焘在心里暗骂道。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这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分局及军委会决定在近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工作，望你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
“糟了，革命队伍又要流血了。”曾钟生以为自己在政治上负责后可免除部队的灾难，没想到红军将士也在劫难逃，因此他十分痛心。
当晚，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
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
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钟生同志。在曾钟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钟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钟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中央分局的委员陈昌浩做军事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
这时，王明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则是秦邦宪，临时中央于11月3日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
“这一回合的斗争我又赢了。下一回合整整许继慎他们就无后顾之忧了。”自收到临时中央的批复后，张国焘深深松了一口气，顿觉眼前道路开朗多了。
继陈昌浩之后，红四军缓缓撤回白雀园来了。这时军中已弥漫着肃反的阵阵狂潮。
许继慎被捕后，陈昌浩组织几批审问小组加紧审讯。可许继慎高昂着头，拒绝诬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张国焘见此情景，对陈昌浩说；
“明天我要到下面的河滩上进行审讯，看这个红四军里的反革命头子松不松口。”张国焘话里充满了杀气。
曹家河湍湍急流，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弥漫着一股杀气。惊心的画面出现了，一个六尺大汉顶着烈日，手被捆绑着立在河滩上。离他两尺处的大岩窟门处有一群五大三粗的红军战士，他们或坐或站，中间则坐着一个光头，他就是张国焘。被捆绑的人也就是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同志。
张国焘看到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许继慎，阴阳怪气地说：
“许继慎，我们红军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给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把同国民党接触的经过，以及在红军中发展的对象名单，彻底交待清楚。”
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经过无数次鞭打，已是血流满面，皮开肉绽，看着这个特殊的审讯场又环顾四周碧绿的青山，心想道：这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时刻了，使我自豪的是革命10多年，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眼前凶狠的打手。他大义凛然道：
“我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黄埔时期有很多同学，大革命无论党派如何，大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我的革命信念是从来未改变过的。去年我到苏区时，国民党的改组派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表示现在奉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很好，将来等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了政权，我可以带着军队投过去，与改组派合作。可我并没接受，并把这事向组织汇报。前不久，黄埔另一同学曾扩情又派人送来一封信，我当即派人将他逮捕，连人带信一并交给了军部，这你们清楚的，其它我没有什么要交待的了。”
“那你师部的吴参谋，你又作何解释？”张国焘死死纠缠不放。
“吴参谋的事，是我工作中的疏忽，可我对他同敌人的联络之事，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我愿意对此事承担一定责任。”
“那你把军中与敌人有联系的可疑分子交待一下。”
“我没有参预此事，又怎么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呢？”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张国焘一拍面前的石板，指着左右的打手咆哮道：
“绑到马上，拖，拖，拖。”
张国焘最后的绝招终于使了出来，随着他的吼叫声，几个唯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摞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的双手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的他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听河谷上空一声鞭响，那战马在河滩上飞奔起来，许继慎的躯体被拖了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这位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活活地拖死在曹家河的滩上。战马跑了一圈后，打手把手放在许继慎的鼻子下，又摸了心脏部位，然后跑到张国焘跟前。
“报告，许继慎已死。”
“罪有应得，可他这一死，我们又断线了。从现在起，必须到全军每一个角落实行清洗，掀起肃清反革命及国民党改组派的高潮。……”
对于许继慎、周维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曾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张国焘大搞“赤色恐怖”白雀园冤魂无数
红四方面军的肃反越演越烈，据陈昌浩后来回忆，从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就先后逮捕和杀害排以上干部战士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等人后来的回忆，当时红四军中被杀害的指战员远比此数多。
曾在红四军中专搞肃反的政务科科长杨克武说：“刑法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说过话，一个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另一个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另一个抓去，如法炮制，株连很多人，然后一一杀害。”
常毅同志说：“张国焘在肃反中呼风唤雨，结果把下边干部的头都刮晕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队行军至安徽叶集时，我们团政委将全团集合，以点名方式实行肃反。团政委手中拿着花名册，说：‘谁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站出来！’没人站出。因为谁都知道自己不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
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生怕点到自己头上，若点到自己头上，戴上‘帽子’，就要杀头的。团政委见没人站出来，就按册点名，点一个捆一个，就在这一次，全团干部战士被逮捕的就有50多名。审讯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或第三党，然后再供认其他一两个人，或供出已牺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担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认别人，不仅要严刑拷打，还要杀害。”
据史料记载，张国焘坐镇白雀园不几天，肃反便从上层波及下层，不少连队的干部都被抓了。
徐尔珍写的一份材料说：“1931年秋，我们团已改编成41团，住在英山县城。一天，张国焘派了刘英到我们团主持肃反。当天，就把连排干部逮了50多人，当即严刑审讯。把这些干部打成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我那时在团政治处当干事。我们主任叫袁汉民，他受刑不过，招认了三条罪，一是组织反革命暴动，参加过反革命会议，时间是每晚出去开会；二是搞破坏，准备割电线；三是在英山城里组织‘吃喝委员会’，并担任负责人。不久，刘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里的一个大坑里。我们政治处当时有13个人，那一次就活埋了11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载：有一个叫张守平的指导员，入伍前是个小学教员。在连里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就因为他有点文化，就被当做改组派抓了。其他连的连长、指导员，也都以改组派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过日子。为甚捉的人越来越多呢？是因为互相“揭发”、互相“检举”造成的。
“揭发”、“检举”的作法主要两条，一是诱供，把人捉来后，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说如果揭发出谁是改组派、AB团，就可以把他放了，这样，张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与被供者都不认识，只听别人说过这人，就瞎供。有的全连点名抓改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发”的越多，便说态度好，只要被别人点了名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抓起，诱供、逼供的结果是被逼者又胡乱供人。这样你“咬”我，我“咬”他，恶性循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就抓不完了。到后来，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过东西，哪怕一起吃了几粒花生米，就说是什么“吃喝委员会”的，立即逮捕。
当时，各团、各营、各连还开展了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竞赛，看谁抓得多。有的团把正常的党团活动，也说成是改组派活动，并把参加党团活动者抓起来。
随着肃反声浪高涨，红军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赤色恐怖笼罩着军队。搞得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来的政治空气，民主作风，阶级感情，统统没有了。在一些连、营里还设立了“政治战士”，团、师里设了“保卫干部”，其情形同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差不多，起监视各级干部的作用。
从白雀园肃反开始，张国焘、陈昌浩就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报告。1930年10月9日，张国焘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天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在报告中，把红军说得一团漆黑，说“红军干部都极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里当干部。”
1931年11月，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和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上总结说：“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到了改组派首领被我们逮捕之后，大家才害怕。在未发现以前是不注意的。现在改组派到底肃清没有？大部分是破获了，但没有肃清。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可不见得，说比较少可以，陈定候、陈静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他们不都是黄安人吗？”张国焘稍停又说：“改组派的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观原因的，过去我们发展党的组织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农也拉进党内来，只要是我们的朋友、兄弟、亲戚都介绍到党内来。富农路线，说革命的地方地主富农也是革命的，说不革命的地方连贫农、雇农也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过去送了不少坏分子到红军中来，苏维埃秘书长专政，然后是司务长专政，开除的共产党员专政，以及不革命的地主富农坏分子专政。命令群众抬台子，又不向群众解释，还说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话，又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么不发现改组派？怎么不发现第三党、AB团！？”张国焘再提高嗓门喊道：“就是有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到中央分局来后，坚决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把党从立三路线的泥坑里纠正到正确路线上来，建立了保卫局，加紧了肃反工作！”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写道：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
由于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战斗经验、勇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杀害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徐向前还回忆：
“白雀园‘肃反’，都是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证说，我刚来鄂豫皖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张国焘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生、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纲、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当一把手。
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
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
‘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株连一片。逼供信，冤假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
据有关史料统计，红四方面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都被杀掉。在肃反过程中，仅三十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及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五次。大批被撤换的干部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捕后，有的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据统计就有500多人，其他各团也不小于此数。张国焘肃杀之风吹遍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坐镇白雀园，在红四军中展开疯狂的大肃反后，恶浪很快波及到鄂豫皖苏区各个角落。
11月25日，张国焘就肃反事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称：
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正确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领导者，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
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提供的经验还大，可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接着，张国焘又以“元芳”、“张特力”等笔名，连续在他主办的《肃反专号》及党、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下指示，致使“肃反”扩大化之风越刮越烈。
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称：
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从我们党内、国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来，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中心工作之一。……要继续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学习前方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泛地举行清洗运动。
肃反的“声浪”使许多人头脑发热。许多群众也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什么是AB团，只要有人指证，对于嫌疑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方式多是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激愤之下，也无法为自己辩护。
这股“高唱入云”的声浪，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魂。当时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以及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都以“改组派”、“第三党”及“AB团”的罪名被杀害。仅光山县委及县机关第一次被捕的就达100多人。后来经多次清洗，区乡政权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
在周河地区，肃反中被杀害的共有100余人。乡苏主席李间寿、区苏会计凌介德、二乡团支部书记鄢道乡的常委韩家虎、区游击队长傅良太等，都是这一带参加革命最早的，结果都被杀害了。据统计，周河一带革命最早的18人当中，有14人被肃反杀害。
在光山县乘马区第七乡，乡苏维埃主席韩家应也被杀。滥杀，搞得乡苏维埃主席没人愿意干。
在乘马区的第九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五任乡苏维埃主席都连续被杀。此外，乡苏委员米维记、村苏主席桂家钱，都被杀害。杀到最后，乡里党团员被杀光了，农民余田龙到福田河买东西，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保卫局的人杀掉了。
在陈店王湾村，肃反总共逮捕16人，杀害了13人，其中有教师和农民。
在麻城的中官驿和宋埠地区，区里的58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炊事员外，都被逮捕，而后大多被杀害在可新桥的西大山脚下响水堰。
在鄂东北道，道委书记罗作环顽固执行张国焘肃反指令，将红四军后方医院的熊政委和党委秘书都杀害了，又将红军中伤病员20多人杀死。
箭河曹门的吴先海说：“1932年8月，箭河曹门的吴世恩，因其老表被打成‘改组派’，保卫局的人把他和其他的几个人捆在一起往北押送，正好从曹门村前的大河堤上经过。吴世恩在被押的人群中看见了他的老表。他这老表是箭河胡洼人，便上前与老表说了几句话，晚上吴世恩就被捉走了，说他是反革命，第二天就处死在曹门的后山上。箭河肖家湾有一个外号叫肖鸦雀的老百姓，平时爱说笑话。一天，他看见赤卫队打胜仗回来，每人挑两捆枪，就开玩笑说：‘嘿嘿，瞧你们挑枪，跟卖甘蔗的一样。’就因为这句话，说他诬蔑红军，被捉去杀了。”
在商城，被杀害党政及地方武装干部有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红日》社社长及革命法庭庭长吴靖宇，连红军总医院商城分院的9个人也被杀了7个人。
赤南县县委机关共48名干部，被以改组派罪名的杀害就有45个。
商城县先后三次大肃反，村苏维埃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在南溪。亲身经历者张竟说：“我们那里没有一家不参加革命的，没被肃反的很少。白沙河区第一任赤卫队长余品高、彭昌定被杀害在南溪。家里人也被肃反杀的有彭的弟弟彭宏银，第三任村苏维埃主席，我父亲到区当常委，也被肃反杀害了。
我叔父家十几人都被杀完了。”
据郭述申同志后来回忆道：“当时在商城的负责同志现在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杀得太多。1933年商城县委书记，我记得是高开文被杀，少共书记雷金杨也被杀。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同志，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
麻城县幸存的方忠濯回忆麻城县的肃反情况说：“当时的小山上、河坪里堆满了死尸，国民党叫老百姓把这些尸骨都收埋在一个大坑里，并且还堆了好高，群众起名‘万骨墩’，虽然没有一万人，也有上千人，这些被杀的人都是乘马、顺河、中宋边区、福田河区、黄土岗区的。这里的区委、区苏一般都有五六十人，大部分被杀，留下只有少数人。我在保卫局时，也亲眼看到每天从各地送到这里案子就有一百多，有时多达一二百，保卫局白天就一一地审，审了后就送到革命法庭关了好几间屋，夜晚都送出去杀了。在新集附近有两个杀人的地方，一是响水堰，二是土门坳西面大山脚下的水沟坦克。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响水堰，当时强迫AB团分子在那里挖了像水塘那么大的坑，晚上就把改组派AB团分子押到这里，一人一刀，就是没有死，也被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解放后在这里盖农场，挖的全是人骨，并且这一块到处都是这样。很难找到没有骨头的地方。”
1932年1月7日英山中心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县属各级领导机关成员几乎全都成了反革命。现将报告部分摘录于此：
皖西北整个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英山党团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委书记，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
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后，又把军队的这一套当作经验推广到地方，乱捕乱杀，大革命时期曾任孝感县农民协会会长、当地出名的农民领袖、陂孝北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及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都是使敌闻风丧胆的人物。1927年黄麻爆动时，魏祖圣带领农协会，破击京汉铁路以配合起义。结果两人都被张国焘肃杀了。新集县委书记郭术申，连他的秘书什么时候被抓走都不知道。当时新集是个3000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也不敢一个人走路。
当时，肃反的连锁反应十分严重，如县委书记有问题，这个县委、县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跑不掉。下边的区委、区干部也都跑不了。亲身经历过肃反的占广华说：“如果上头出了问题，就逐级向下牵连，甚至将那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高敬亭在熊家河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将赤城地方乡级以上，部队里排级以上的干部共抓了200多人，团、营以上干部都是高敬亭亲自审问，主要负责同志杀了20多人。我所知道的朱世升、萧新甫同志都被杀掉了。”
各地的妇联干部也几乎被杀光。曾靖华的胞妹、商城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曾昭如被处死。就连徐向前的夫人也被杀害。
徐夫人叫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民家中，没读过书，在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抵黄麻地区时，程训宣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曹学楷和倪志亮介绍，于1929年底和徐向前结婚。姐弟5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参加了黄麻暴动。二哥程启宗，在黄麻暴动中牺牲了。弟弟程启波也参加了红军。程训宣为人正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别人前面。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酷刑，对其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要她招供，供出同伙。程至死不说，直至被打死。
徐向前回忆说：
“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29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兄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共青团和少先队虽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但张国焘对他们也毫不手软。他以CY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团组织少先队的肃反情况，其中写道：
这次鄂豫皖和地方红军中发现了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团内一样发现不少，并且比党内还要更多（分局秘书长、少先队总指挥两个部、分局组织部干事、孝惑中委书记、光山县委书记、皖西北特委书记、麻城县委书记），这些书记都是一个月以前撤换了工作的，但是还在领导工作，在县委里面及区委里面发现不少改组派、AB团的分子，并且陂安南有整个支部都是这些分子，红军中，军区青年团委书记及四军青年团委书记，以及绝大多数的师团委书记和团委都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另外，皖西北最多，现在正在进行大举破获。
新县田铺乡田铺村李天泰和袁克福说：“我们七乡四村的女干部冯雁华、余孝二人，都被肃杀。乡少先队的分队长方凤谊，还是个女娃，童子团的小队长熊习炳更小，都被肃杀了。”
张国焘还以鄂豫皖区特总党团的名义，于1931年12月12日，向中央职工部及全总党团写了报告，称：
工会的领导机关混进了非阶级成份以及反动分子，如特总工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雷书诰，两个秘书长郑一民、郑新民，两个巡视员潘恩善、李庆林，光山县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长，事务主任，一个常委都是改组派，新集市工会委员长是一个裁缝铺老板，家里还雇两三个伙计，以上都是最近发现的，至于隐藏着的现在还不知道。
张国焘亲手炮制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使整个苏区成了一座“肉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