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最大的“叛徒集团”(下)
这一切引起了杨献珍的忧虑和思索。事实使他看清了叫嚣正狂的康生的嘴脸，面对着破坏自然法则和经济法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终日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人民的疾苦、革命事业再次占据他全部的心灵，他决意舍得一身剐，豁出去了。
6月12日，杨献珍接见河南省党校参观团与抚顺市委党校校长，他应邀向同行们作了讲话，即席谈了他在河南看到的弄虚作假的情况，想用此引以为戒，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一语揭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这些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是唯物主义吧！”
“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收，放假卫星，把几十亩水稻田移植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晚上再移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不放的好。
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炼钢铁时提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来的。不能虚报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
一个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第一次从他的口中诉之于众，“有的指标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其措施是：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在地里，因下种太密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最后连四分之一也割掉了：颗粒未收。社员们哭丧着脸，讽刺地说：‘哎呀，我的狗哇。’”“有人写诗，口号是‘超杜甫’。有个工人把机器开动后，到一边写诗去了，结果出了事故，工厂着火了，损失七十万元，这诗真是超杜甫了”。
“听说部队有个团，提个口号是人人写诗，争作‘万首团’。营又提出当‘万首营’，连也提出当‘万首连’，排也争当‘万首排’，班也争当‘万首班’，人也争当‘万首人’，还说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有个战士写了一天一夜，写得站不起来，要人从两边架着才能站起来。”
“‘速成风’其实就是浮夸风，什么‘三天扫除文盲’，为了应付检查，只好把一些知识分子借去充数。有个地方设了3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课程’，‘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还有人主张‘高级党校最好是七天一期，最多半月’。真要照此办理，西藏的学员来到北京就该回去了。”
“‘共产风’的共产主义，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他一时间道出千百万沉默心灵的呼声——
“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叫花子还有条打狗棍嘛！”
他大声疾呼：“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
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了，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参观团的同志回去把他这次谈话整理打印出来，散发给许多单位和个人。
一个老共产党人，凭着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信任，把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倾泻而出，道出了那个时代中，有理智人们的忧思，把那压制了许久的真理再一次推了出来，把捍卫真理的矛头指向了康生等祸国殃民之流。
然而，康生早已在中央党校撒下了自己的阴谋之网。他在中央党校的“喽罗”们密切关注着杨献珍的一言一行，寻找着任何一次致他于死地的机会，如今，机会来了，岂能放过？一个写着：“康老亲启”的大牛皮口袋，迅速地转送到康生手中，里面装满了杨献珍的材料。
康生看后拍案叫绝：“这回你是在劫难逃了，看你杨献珍还有什么话好说，黑字印在白纸上，这是物证，这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厉害十倍，不，是百倍。这不仅仅是向我康生开火，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不仅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漏网右派。”他立刻拿笔把材料中的重点部分作了圈画，让秘书整理呈交毛泽东。
随后，他把中央党校的一个心腹召来，面授机宜。当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此刻，他把杨献珍与彭德怀并列起来，说杨献珍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上山下，互相配合，一齐向党向毛主席发动进攻。要他的心腹组织“人马”，发动对杨献珍的总攻。这简直是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
从庐山回到北京的杨献珍马上感到了中央党校隐隐的火药味。有的党委成员见到他时避开，有的打招呼很不自然，有的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也有的用同情的语言在暗示……原来中央党校党委刚开过会，康生亲自主持唯独没有他这个党委书记参加。这就是“背靠背的斗争”。
康生亲自布置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是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而杨献珍则是在山下“反对三面红旗”。
接下来便是连续不断的会议，而且气氛严肃、紧张、沉闷得几乎让人窒息。杨献珍已经作了几次检查，仍然没有指望过关。作批判发言的人，调门越来越高，口气也越来越猛。
在那些批判他的人眼里，他说什么，都是错的，怎么检查，也是不深刻的。他的这一“关”真的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为什么一篇文章、一封信、一个报告，就会带来大祸，而说假话的、投机钻营的、拿棍子打人的，却能得名、得官、得利。为什么世事是这样的不公平？落在康生手里，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现了，为什么杨献珍的问题，老也没个完。一天，彭真对康生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我看还早得很哩！”康生不以为然地答道。就这样，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整批判了8个月，直至最后逼使杨献珍写了“向党低头认罪书”，才算收场。
同样的问题，后来又在1964年、“文革”中翻出来，不断加码拔高，因此正如杨献珍自己说的那样，“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最后，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到各地实地考查。
如果杨献珍仅仅是批评“大跃进”倒还罢了，他还讲起了学哲学的问题，而且讲的是一通最犯忌的话语——
“……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能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反对，一反对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稍稍研究一下这段话语，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康生等人指责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学毛主席著作”；也不难明白为什么1964年“合二而一”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杨献珍6月12日的讲话很快就被人整理打印送往康生手中，杨却蒙在鼓里。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在会议上向毛主席递交《意见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杨献珍6月12日的那篇讲话也已被康生作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内部印发。8月，杨献珍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在这次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杨献珍大为吃惊，这时才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下庐山，回北京，一踏进中央党校的大门，杨献珍便感到气氛异常，有的人躲避着他，有的人向他投来同情、询问的目光。不几天功夫，杨献珍便坐在了被批判的席位上，康生早为他列定了令人胆寒的罪状：“杨献珍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批判结束之后，杨被降职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副书记。他精神沮丧，请求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这一请求未获批准，但仍然给了他一把下台的梯子：准他到外地参观学习。
所幸的是，这场风雨过后气温又渐渐转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总结，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接着，刘少奇于2月份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主席到外地没参加此次会议），进一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3月，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检查。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1962年6月，杨献珍“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中央党校为他召开了甄别大会。杨献珍心情舒畅地认为党又恢复了尊重科学、尊重唯物论的优良作风，他应该进一步从哲学理论上入手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变得更成熟，更有朝气。他在讲课中重新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批评浮夸谎报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讲课、写文章还不够，他还和彭德怀来往密切。彭德怀罢官住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此处离中央党校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就到。彭、杨二人早就是挚友，1942年杨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彭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并兼过党校校长。那时彭建议将北方局调查室也归入党校领导，杨欣然同意；杨建议调查研究工作要与群众教育相结合，可否把群众喜爱的作家赵树理也调到调研室来，让他深入农村搞调查，用文艺形式教育群众？彭连连称是。两个人一文一武，脾气格外相投。赵树理于1943年秋天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杨献珍看后立即交彭德怀，二人都拍手叫好。可是此作怎么也不能出版，杨、彭二人便奔走呼吁，彭还特意题字以示支持，《小二黑结婚》才得以问世。小二黑，使彭、杨的关系更添一层亲近。当然，使他俩的两颗心贴得更近的是庐山会议，“一文一武，一个山下，一个山上”，仅仅是这句评语也足以帮助他俩的感情拴在一起了。杨常常到吴家花园去看望彭，并指派他的学术秘书王哲民为彭当学习辅导员。王哲民当时很年轻，30岁出头，对彭、杨都十分敬重。“文革”中这位年轻的秘书大祸临头，被指控为“两个反党分子的牵线人”，开除党籍携一家老小发配到河南农村。
1961年11月7日，戴罪“参观学习”从外地归京的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59班党员讲课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他说，他出去参观了7个月，在西安时他借阅了几本志书。在《蓝田县志》中他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名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两卷。据说此著已经遗失了。一位名叫晁公武的人大约读过此书，他介绍说，书的大意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出，盖至于命矣。”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这句话很有意思，讲的是有和无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法思想。
他说他还读到明代思想家方以智于1652年著的《东西均》一书。方在该书的《三征篇》中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便是“合二而一”的出处。方以智和吕大临所讲的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思想。
杨献珍又讲到“一分为二”的出处：“关于‘一分为二’，宋朝哲学家朱熹在他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譬如他在《朱子类语》中写道：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又譬如他在《周易本义》上也提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还有明朝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过‘一分为二’。”
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中国的太极略，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他进一步对学员们阐述道：
《老子》第十一章写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这里讲‘无’的作用讲得多么好！搞插秧密植的人就不懂得‘无’的作用。……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在对立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的统一中去把握购，购时不要忘记了留。……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了个人（社员）的利益。……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
“合二而一”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它的善良用意是很明白的，哪里有丝毫的“恶毒”之心呢？但是谁会想到，弥天大祸正等待着杨献珍。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一分为二”是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一生之中只参加过这唯一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他亲率中国代表团赴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人物，恰恰又是在这不同寻常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分为二”，因此其意义就更加显得特别珍贵。面对64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响彻莫斯科的会议大厅：
“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
不容置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也不容置疑毛泽东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一分为二”——他运用这一通俗、形象的比喻来概括对立统一规律（即便是借用古人的话），足可见他思维方式的广博、深邃与机智、简炼。他的这一阐发，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的文章围绕着“一分为二”讨论学习心得与体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也学会了并习惯了“一分为二”这个新鲜的哲学词语。而正好在这样气氛下，杨献珍却提出个“合二而一”，听起来确实有点不顺耳，似乎就是“一分为二”的反义词。
“理论权威”康生当然不是外行，更不会连最普通的哲学常识也弄不明白。但是他却比外行更无知，而且横行霸道。他的兴趣不在研究哲学寻求真理，而在于拨弄是非整人坑人。
1961年，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讲话刚刚传到他耳朵里，他就像一只时刻伺机咬人的疯狗一样立即扑门而出了。他的惯用手法是告“御状”。而且告状的办法十分巧妙，获取一字半语甚至一个脸色，就可以拿在手中反复“发挥”，最后成为杀人的钢鞭。譬如1958年，他准备就“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向杨献珍开刀，“御状”是这样告成功的——
某日，康生到中南海拜望毛主席，正巧遇着主席刚从游泳池出来，头发上脸颊上滴着水珠，兴致极好，远远地给他打招呼。康生心中暗喜，马上趋步向前，几句寒暄之后不动声色地切入正题：
“主席，我向您求教一个哲学问题，可以吗？”
“什么问题？”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
这问题简直不成其为问题，太简单明白了！主席哈哈笑道：“当然啰！”
康生连忙奏上一本：“可是杨献珍却说没有同一性？”
“啊？”毛主席吃惊地收拢笑容，眉头皱起，“他怎么这样糊涂？”
康生顺着梯子连忙往上爬：“看起来，这个问题应开展讨论……”
毛主席沉吟不语，移步走进更衣室。
康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喜孜孜地打道回府。
其实，杨献珍何曾说过什么“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他只是在讲课中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唯物主义命题，而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件衣服不是我家的，而是你家的”，此话落到康生嘴里就变成：“没有衣服，什么也没有！”变成与客观事实完全两样，这岂不是贼盗式的偷换概念吗？
1961年11月，康生当然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但是，毛主席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似乎并不在意，当时中国正从“三年困难”的低谷中向着经济的复苏迈着台阶，毛主席日理万机，他要集中精力调整农业，调整工业，解决八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规模地搞阶级斗争运动的时机尚不成熟。
康生并不气馁，他在等候着新的时机。而杨献珍还在继续宣传他的“合二而一”，不过只是“小打小闹”，仅仅局限于课堂里、讲稿之中。
时光转眼之间过去了两年半。1964年春天，杨献珍终于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陷入绝境。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听课人很多，除学员外还有一些教职工。讲课的题目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这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认真编写的讲稿。
杨献珍首先引用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关于“一分为二”的讲话，接着又讲“合二而一”。他认为，既要讲“一分为二”，也要讲“合二而一”，两种提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忽视了任何一方都会在工作中犯片面性错误。
杨献珍的这次讲课篇幅长，观点突出，是对1961年11月7日那次讲课的重复与补充。康生一听到这次讲话的内容就坐不住了，他如获至宝，庆幸自己到底等来了搞垮杨献珍的好机会。正当他绞尽脑汁寻找下手之处时，中央党校的两名年轻教师，一个叫艾恒武，一个叫林青山，糊里糊涂帮了杨献珍的倒忙，给康生提供了整人的“突破口”。
艾恒武时年38岁，林青山36岁，俩人是好朋友，都在中央党校当教员。4月3日，艾恒武听了杨献珍的讲课，觉得收益匪浅，一下课他兴致勃勃敲开林青山家门，向林传叙了杨老讲课的内容，并建议二人合作，就“合二而一”问题合写一篇文章。林青山欣然应诺，两个年轻人说干就干，当晚就在一起写出了五千余字的初稿，几经修改，定名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交哲学组长黎明过目。
黎明时年45岁，待人宽厚热忱，艾恒武和林青山都视他为老大哥。他当时兼任《光明日报》理论部特邀编辑，有权力也有义务向该报推荐、编辑好稿子，因此他把艾、林二人的文章送往报社建议采用。很快《光明日报》于5月29日刊出了此文。
文章发表得这么顺利、迅速，艾恒武、林青山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他们哪里知道康生正在暗中张网以待，他俩是“顺利、迅速”地碰在了康生的网上。他俩的稿子刚刚送到《光明日报》，立即就有人送给康生审查。康生如获至宝，指示“尽快见报”，他要先从艾恒武、林青山这两个倒霉鬼的身上开刀，再寻根究底进一步揪出杨献珍。
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从1957年起就分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从此更加摆出“党内理论权威”的架子，在党校内以“太上皇”自居，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为了控制党校，他将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安插于校内，希望她能步步高升掌握大权。谁知杨献珍却处处成为曹轶欧的绊脚石，杨的学生们甚至敢于骂曹轶欧是“最无聊的女人”。康生对杨献珍的切齿仇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康生忙碌异常，组织人马写文章，开展一场批判“合二而一”的紧张战斗。他指示道：“报纸上要摆出学术争论的样子，同意杨献珍观点的文章也要发，而且在版面安排上要轮流坐庄。”
行动神速，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与艾、林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作者署名“项睛”。接着，《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就“合二而一”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杨、批“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黎明、王哲民、黄静华（杨的秘书）等人被轮番轰炸，杨献珍更是天天挨不完的批斗。康生、陈伯达忙得不亦乐乎，走马灯式地轮番跑往党校指挥大批判。
仅仅批“合二而一”是嫌不够的，7月24日，康生在批判会上作指示：“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理论上一定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的讲话问题和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上。还有党校的办校方针，对待学毛著的态度问题……”
在中央党校的校园内外，有许多同志因“合二而一”问题而遭到株连，更有不少人被残害致死，最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例子是孙定国、黎明二人的自杀。
1965年9月，杨献珍被罢掉在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哲学研究所。
转眼之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献珍更加坠入无底的深渊，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动派”的理论帮凶，成了一切“错误路线”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造反派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送进私设的牢房。第二天，他被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如此还嫌不够味，还要叫他在地上学狗爬。曹轶欧不愧是酷吏康生的老婆，她假惺惺地批评批斗者：“这是谁叫干的？7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让人家学狗爬？”转过身便又是另一副嘴脸，鼓动造反派们杀向杨家，翻箱倒柜地抄家，不久又把杨献珍从所住的“红霞公寓”扫地出门。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不知此去何方。到了目的地才看明白，是进了一所军队的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牢生活。
在监狱里，他提出要看报纸、看文件。他说：“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要学中央文件！”看守人员回答他：“你屁也不是，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献珍只感到一颗真诚的心难以被人理解，不仅仅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连秀才遇着秀才也说不清有理无理了！他在牢房里拼命写申诉材料，《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关于……》，但是这些申诉却成了他新的“罪证”。
年近七旬的老人啊！那份坚毅、那份忍耐、那份等待，似乎是全部化作了一股生命之流，支撑着他，既使是噩耗频传：
孙定国受到陈伯达的当面唾骂，不堪屈辱，跳入冰窟窿；黎明被迫投井自尽……
“合二而一”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全国最大的“合二而一”分子杨献珍被撤职，调出中央党校，从副校长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6年的夏天，本已久久动荡的中国，似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数千年的祖国文化遗产开始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杨献珍似乎是被恶梦缠身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从批判“合二而一”开始，他就是老“运动员”了，在这场风暴中又要扮演哪个推不脱的重要角色呢？
1967年5月18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把杨献珍从哲学所揪回党校，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临时监房里，并由曹轶欧多次主持批斗会对他进行批斗。
一次，造反派批斗杨献珍。这时，康生已给杨献珍定了性：
“反动的‘合二而一’鼓吹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三反分子”……远比1964年厉害多了。大礼堂的墙壁上，贴着什么“打倒反动分子杨献珍”、“打倒反动透顶的‘合二而一’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杨献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等等。训练有素的积极分子们围着杨献珍，质问、批判、吼叫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批斗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结束。
当汽车把杨献珍送回住所时，一群小“红卫兵”又把汽车围了起来，他们让另外一个老人和杨献珍跪在地上，用棍子敲打着。年逾古稀的杨献珍被用“喷气式”折磨了半天，已经支持不住了。当时，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连过路人都晒得汗流浃背，而两位老人却在太阳底下罚跪。
1967年23日晚10时，康生的计划终于收网了：他借中央名义下令逮捕杨献珍。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军区的监狱关押。此时的杨献珍已是71岁高龄。
杨献珍两次坐了国民党的牢，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坐牢达8年之久。从1967年5月18日被囚禁，到1975年5月19日被释放，前后整整8年。出狱后，他又被流放了3年多。
在狱中，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从参加革命起，两次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牢，在那里与同志们一道向敌人展开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并在铁窗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战争岁月，他把妻小送往延安，个人在抗日前方过着戎马生涯。解放后，他为办党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问心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在监狱里，饮食卫生条件受到限制，加上高龄，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结核，病情发展到胸腔。在胸腔内形成了大的脓肿灶，压迫食道，连喝水都感到吞咽困难，生命垂危。这一消息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安排住院治疗。这才使杨献珍转危为安，死里逃生。治愈后他又返回监狱。
在狱中，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写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综合基础论”等问题的申诉，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71年1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发表了一篇“万言谤文”：《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以为这是对杨献珍毁灭性的一击。
1975年5月19日，在杨献珍监禁8年，年近8旬之际，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5月20日，到潼关的第二天，押送他前来的中央专案人员突然宣布：他被开除出党。原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正式开除杨献珍出党。他拒绝签字，并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申诉书。直至此时，他还坚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而他的不白之冤只是暂时的。
8年的与世隔绝，3年的流放，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度过这风雨如晦的岁月？或许杨献珍自己的话说得最清楚——
“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精神是旺盛的。有一次‘带镣长街行’，脸上毫无愧色，心里是骄傲的、自豪的。后来呢，虽然给我这个共产党员戴了那么多帽子，我还是毫无愧色。入党以来，我没有作过任何一件不敢向党交待的事情，没有背着党作过任何一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民族的事情。”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终于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党和人民给了杨献珍以新的生命和力量。10余年的监禁与流放，使他与世隔绝。现在他重获自由，虽然年事已高仍不断地阅读、写作，要把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他不顾年迈和病残的身躯，积极参加哲学理论界的拨乱反正的斗争，接连写出了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三封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论战的部分简述》等论文。1980年6月，他的论文集《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1月，杨献珍的第三部著作《论党性》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受到广大党员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出书后仅两个月又印行了第二版。8月又发行第三版，总发行近40万册。这本书包括了他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论述党性问题的主要著作。同月，《我的哲学“罪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杨献珍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为捍卫真理，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记录，是他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写实。
岁月、疾病、迫害，使他的腰弯了，背驼了，走路也很困难，但是他的目光是清澈的，安详的，他的神态是坦然自若的。他认定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毕生按照这个真理立身行事。这是他的信念，是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获得力量的根源。刘澜涛14个月被批斗1000多次
1966年11月中旬，早来的风雪笼罩了西北大地。南开大学红卫兵派往西安的“抓叛徒战斗队”，一连数日围着中共西北局的办公大楼。他们在各办公室冲进冲出，在各机关各单位串连游说，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在大雪纷飞的一个深夜，工作劳累了十几个小时的刘澜涛，在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迎面拦住汽车，狂暴蛮横地揪走了。辽阔的大西北，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之中。刘澜涛被卷入了“抓叛徒”的漩涡中，落入了难以解脱的魔难。
“打倒大叛徒刘澜涛，解放大西北！”荒谬绝伦的口号，连大戈壁的沙石都被盅惑进来了。不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连边远的新疆，也都在“彻底砸烂”、“凯歌阵阵”的疯狂旋律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抓叛徒”组织，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采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对刘澜涛进行揪斗、折磨和迫害。
在10年浩劫中，刘澜涛经受批斗的次数，可能是全国的最高记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24万人。
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到“三九”，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每次游斗，从大街到小巷，竟日不止。每次游斗时，文斗之外，必伴以武斗；武斗每每多于文斗。造反派随时跳上卡车，任意辱骂，随意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昨日，还是夜以继日地组织西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今日一下便成了“叛徒”，被踩在脚下，任意蹂躏，西北高原湛湛的蓝天，顿时黯然失色。惨无人道的刑法和恶作剧，一次复一次地使用，终于摧残了刘澜涛的听觉，他的两耳被震聋了。
然而，最难以忍受的，还是由战斗队在夜间召开的几十个人出场的小型批斗会。在昏暗角落里，战斗队强迫刘澜涛跪在砖头上，什么惨无人道的刑法都用过了，比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澜涛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68年3月，康生派人用专机把刘澜涛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承认他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审讯逼供，白天滥用刑法，夜晚不让他睡觉。4个看守人员采用车轮战法，来回推他，逼他交代“叛徒”罪行。只要他稍微打个盹儿，便用脚蹬他。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窝头，几片发了霉的咸菜，用饥饿逼他低头。牢房中冰冷潮湿，刘澜涛手脚都生了冻疮，脚指甲冻掉了，吐血、肾炎、腹痛、小便不出、阑尾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哪有求医治病的权利！医生奉命，不许给他治病，作手术不进行麻醉，痛得刘澜涛几乎死在手术台上。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了。
刘澜涛的爱人刘素菲，十几岁时便在陕北参加了革命，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董必武亲自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妇教会宣传部长，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中共西北局办公室主任，是一位献身革命的女中佼佼者。
她仅仅因为是刘澜涛夫人，便被宣布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
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了。
1967年8月间，康生在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竟无中生有、极力煽动地问道：“刘素菲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他责怪造反派不该“打内战”而“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奉此旨意，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
1968年元旦，在应该是万家团聚欢乐的日子，刘素菲悲惨地离开了人间。5天以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说刘素菲是跳楼自杀的。孩子们问专案组他们的妈妈是怎么自杀的？回答是：“你们无权过问这些。”孩子们要求把妈妈死的消息告诉爸爸刘澜涛，让爸爸向妈妈遗体告别，见最后一面，却遭到专案组蛮横的拒绝。专案组还轻蔑地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孩子们无可奈何，只有带着妈妈的骨灰，到处辗转躲藏，最后悄悄地安放到陕北米脂老家。孩子们不相信妈妈是自杀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不仅心胸开阔，对党忠诚，而且还发现妈妈在一封信上写着：现在为什么在大量迫害老干部？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是一个阴谋。既然她已看穿这是一个阴谋，自己又无任何问题，为什么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先去自杀呢？她时刻被人看守着，看守的人怎能不管而任她去跳楼呢？专案组在宣布她自杀的第二天，便立即将遗体火化，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呢？这又有多少费解的谜！
让人们难以猜测啊！刘素菲含冤去世的消息，刘澜涛是在7年以后才得到通知的。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死了，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到处流浪。后来在安庆学开汽车，专案组人员知道后指责说：你们知不知道汽车是四条腿，跑得快，怎么能让叛徒的儿子驾驶方向盘？！更有甚者，刘澜涛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教英语的李老师，因教过的学生被打成“叛徒”，也受株连挨整了。造反派批斗他说，你的学生这样坏，同你的教育有关！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教师自豪地说，我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荣，你们要整他，那是你们的事！株连一大串
在十年浩劫的悲惨岁月，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而身遭此祸的还有：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也是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敌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坚强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他自然也在劫难逃，成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9月18日，曹轶欧跑到中组部，主持召开了“中组部和中监委联合揭盖子大会”，李楚离也被揪了出来，被诬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干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等等，给他罗织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大会点名揪斗之后，便被关押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监狱，从此便开始了频繁的审讯和揪斗。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在李楚离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中，就记载了李楚离被刑讯揪斗了194次。有时竟一连6天对他进行文批武斗。专案组的成员站成一个圈圈，把李楚离围在中间，你推过来，他推过去，你一拳，他一脚，对他“加压力”，“整态度”，逼他承认是“叛徒”，交代“叛徒”罪行。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95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000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
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孔祥祯，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这是党中央早就有定论的。1966年8、9月间，康生派人向孔祥祯调查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狱经过。
孔祥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经过的详情，却因此给自己招来横祸。孔祥祯便也成了“叛徒”。“揪叛徒战斗队”便开始了野蛮的揪斗和凶狠的抄家，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变自首”的“叛徒”。他越是坚贞不屈，揪斗便也越是升级和凶狠。1967年底，他被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经历了8年囚禁之后，于1975年5月25日，拖着一双被整残了的腿，流放到湖北宜昌。
冯基平，1930年，19岁的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入党，从事职业革命，曾任过辽宁省辽阳县委书记，1932年因叛徒告密被关进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这个20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坚定顽强，活泼机警，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斗争得非常英勇出色。在“文革”开始，“揪叛徒”妖风卷来之际，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大叛徒”，关进了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9年牢狱生涯。
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胡锡奎，在西安同刘澜涛一起被揪斗时，他不仅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狱中的斗争情况，还如实地讲了当年陈伯达在狱中的动摇表现，他因此在“叛徒”罪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投进监狱。不堪忍受的侮辱、折磨，使他患了胃癌，大口吐血不止。医生诊断，尚属早期癌症，应当立即送医院手术治疗，竟遭无情拒绝。1970年10月，当他半身不遂的妻子携着孩子，急急赶到他身边时，他已不能睁眼，不能说话，连一个字的遗言也未留下，便与世长辞了。
1950年解放西藏时，王其梅是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此后，他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身患重病，但谢绝组织把自己调到条件较好的地区工作。他恳切要求组织说：“我活着就在西藏工作，死了就埋在西藏，如死在内地，骨灰也要送回西藏。”这位热爱祖国边疆的优秀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同样被江青、康生扣上“大叛徒”、“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的罪名，仅53岁的年华就冤死了。
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中，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兴起，作过积极的贡献。但1967年1月，同样被卷进了“叛徒”冤狱，受到极为残暴的揪斗，耳朵被打聋了，右臂被打残了，得了肺气肿和肺心病。腿浮肿得像两只大水桶而死于非命。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刘慎之、中央档案馆第二档案馆长胡敬一，也都被康生、江青的魔掌残害致死。
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因为愤怒批驳对刘澜涛的污蔑，耳朵被打得流血脓不止，腿上被注射毒针，溃烂不已。但是不许他住省医院，不许报销药费。1976年病危离不开输氧时，他却被赶出治疗单位，三度心衰，身体浮肿，加上无医无药，心脏病急剧恶化，最后含冤而逝。
“61人叛徒集团案”不仅生者受难，而且连死者也遭劫。
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决死第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在太原城内被日军杀害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领导鲁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41年不幸被敌人活埋于苍山县的卓越领导者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镛；
1948年在临汾战役中，把热血洒在古卧牛城下的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的北京市军管会秘书长韩钧；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力果；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等等，他们的英魂也被卷进“叛徒”的漩涡中，亲人遭受株连，墓碑被捣毁，墓穴被挖掘，骨灰被丢弃，遗照被撕成碎片，遭到可怕的亵渎。
……
一出出被迫害的悲剧，一幕幕壮烈的反抗拼搏，真是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过而1966年还健在的传奇般的英雄共产党人，像马辉之、王鹤峰、刘亚雄、刘有光、刘聚奎、张彭德、唐方雷、贺致平、刘尚之、朱则民、刘子久、刘昭、王德、傅雨田、赵林、冯乐进、王玉堂、张振声等，谁又不是在这场灾难的漩涡里，被整得死去活来，谁没有经过英勇顽强苦苦不息的斗争呢！不过，他们在万般不幸中毕竟还是有幸的，因为他们在坚持斗争的劫后余生中，看到了真理的胜利，看到了那些阴谋家的可耻下场。而另外一些当年没有死于敌人屠刀下的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这场浩劫的漩涡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被夺去了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和机会。永远翻不了的铁案
康生、江青一伙一手炮制的“61人叛徒集团”冤案，一直引起国内外的瞩目和关注。尽管康生一口咬定，说这个“叛徒集团”红头文件说了，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并对被诬陷的人，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威逼利诱。然而，受害者本人和被株连的众多遭劫者，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直在申诉、在抗争。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尚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
但是，在康生、江青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敢于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便立即会被戴上“右倾”、“翻案”，“阶级立场不稳”等大帽子。以致旧的冤狱未平，新的冤狱又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脚。被康生诬陷的所谓“叛徒集团”仍然得不到平反。当作处罚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唐方雷等许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严密监视着，不得越雷池一步。
1977年11月11日，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他恳切地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因为了解这一问题的当事人，只有他一人了。胡耀邦、邓小平的指示
1978年初，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只有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那些送到中组部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件，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字字句句是那么殷切。1975年曾因给邓副主席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61人叛徒集团”平反而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反复惨遭迫害的孟松涛，这时又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邓小平同志看到这封申诉信后，在上面批示道：
“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个申诉和批件都转到了中组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号角已经吹响，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可阻挡了。
1978年夏天，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61人案”进行调查研究。为了减少阻力，独立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贾素萍4人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在传达室一见面便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这次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切地称他是同志，还说明了中组部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薄一波听了很激动，这是12年来他第一次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长派来的4位同志请到自己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在炎热的夏天，贾素萍等4人在北京到处奔跑。先后找到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
8月初，贾素萍一行4人来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像掉进蒸笼里，炎夏闷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不顾这些，立即驱车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监狱关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放出来，但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再强行下放到安庆。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抒发当时的情怀：“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人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无论往那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坚贞的。在安庆见到中组部派来的人，申述当年在狱中同敌人作斗争的事迹，以及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坚持理智的刘澜涛，这时也激动得热泪滚滚了。
安子文在淮南受到部里来的同志的亲切问候与关怀，像委屈的孩子那样痛哭不已。
为了在访问时更真切地把握情况，研究时又能更好地集思广益，贾素萍等4人同心协力，一块调查访问，一块研究分析，一块整理材料，共同起草报告。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到天津、到山东、到吉林，10月中旬又折到西安。在西安远郊兴平县的一个农村。人人都知道有个“大叛徒”唐方雷住在村里。他们真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可又不敢接近他们。70多岁的唐方雷和老伴赵辉两人，完全孤立地住在一间一无所有、四壁透风的家舍里，地上只有一小堆红苕——这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两个老而残疾相依为命的伴侣，常常合力地拉着一辆破架子车，往返50多里，去拉吃的烧的，拉粮运肥。当年在北方局作为秘书科长的赵辉，抱着来访问的贾素萍，痛哭失声。
4个人到处奔波，调查访问，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还要冲破种种阻力，付出了多少辛劳啊！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犯了心脏病。他们越是深入调查访问，越是客观地分析研究情况，便越发现康生们对61人诬陷的荒谬和不可容忍。草岚子监狱进行的斗争，是艰苦卓绝、昭若日月的。许多人早已坐满刑期，但就是因为他们政治上不苟且，不怕敌人杀头枪毙，不向敌人反省低头，所以一直继续被囚禁狱中，长达五六年之久。这是连敌人的档案中都有记载的，怎能反被说成是“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共产党人在1936年出狱的经过，康生本人不仅早就十分清楚，而且还曾在许多场合多次地肯定和赞扬过。比如，1943年，薄一波在延安时，康生当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关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作得对，作得好。又如，1945年，他同安子文谈话中，当安子文说到1936年出狱的经过时，康生说，这事我们知道。1948年春节前夕，他在一次讲话中还详细说到1936年这批同志的出狱经过及意义。沉冤昭雪
贾素萍、倪书林一行4人调查访问的大量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经历4个多月，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首先明确提出：61人案是一起重大的错案。这件事是1966年8月由康生重新提出来的。调查报告共分7个部分：（一）“61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二）61人在反省院的表现。（三）61人出反省院的经过。（四）61人出狱后的情况。（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61人这段历史的情况。（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七）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调查报告还有23份附件。中组部在调查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出：
“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
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3日，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以极大的关怀，批准了中组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元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5人，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会。
1980年6月25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文革”中因这一案件被迫害死的其他同志，也由他们生前所在的省和单位，分别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妥善地处理了善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