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编 愤怒的岁月

(代后记——我的知青生涯)

无论怎样苦怎样难,只要活下来,历史的一切都是馈赠。

那历史总是滚烫。那历史总是冰冷。那历史总是灼热或凝铸着我的灵魂。我从那时候走进了活的而非死的、现实的而非书本的、真切的而非矫饰的历史,历史也就如同奔腾而又混浊的黄河,把我的生命卷入激流。千回百转也罢,起伏跌宕也罢,惊涛拍岸也罢,尽管我的生命微薄渺小如滴水,但终究汇入一条滚滚滔滔的大河。这大抵就是庄周梦蝶的感觉吧,他醒来时喃喃自语,不知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在我,不知是我成了大河,还是大河成了我,自此我不再软弱地干涸,不再浅薄地蒸发。我深深地亲近在大地母亲的皱折里,像血泪和苦汗一样流淌,用卷起千堆雪的巨浪来宣泄我的愤怒,用古铜色的凝重来遮掩我的思考,并至死不渝地走向东方,渴望用蔚蓝色的大海洗尽我带着泪痕的脸颊。

1968年11月3日,我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黄棉袄,背着背包,和数百名风华正茂的哈尔滨红卫兵,登上北去的列车,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紧傍黑龙江南岸的原嘉荫农场。虽然已是初冬,但那天阳光格外灿烂,穿着黄棉袄就有些出汗。尤其那些苗条的女孩,过早地套上不合身的大棉袄,一下成了圆滚滚的小胖子,显得特别可笑。满站台的红旗、红标语和红袖章,满站台的“新一代农民”和送行的亲人,泪雨滂沱,哽咽声声。无论你怎样坚强,只要瞅一眼车上车下那些泪水涟涟的脸,你的眼泪也就不可遏止地夺眶而出。

我的泪不多,因为母亲在医院里,父亲在“牛棚”里,没有亲人给我送行。我心里倒是轰雷般鸣响着那个时代激情如火的诗句。行前数日,即10月24日,我第一次用“红卫兵蒋巍”的名义,在当时影响很大的黑龙江《造反有理报》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为了迎接明天》(摘录):

当矫健的海燕,闪电似地在乌云和大海之振翅搏击的时候,它在大声呼喊——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八千里风暴做琴,九万里雷霆做鼓。前进在同工农兵结合道路上的新中国第一代红卫兵,吹奏起雄壮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纪的青年进行曲!

……为了保卫今天,为了迎接明天,我们前进在永不褪色的红旗下,投身到从井冈山出发的行列中,手不离镰刀,脚不离草鞋,心中不离红太阳,一腔沸腾的热血呵,在几代人的心头飘红旗。前面的——是高山上的不老松;跟上来的——是颗颗松籽要生根!

呵,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最亲爱的党,请放心吧。看您亲自哺育的第一代红卫兵,将怎样——伸出有力的臂膀,挺起火热的胸膛,托起那风雷激荡的苍茫大地,走向炉火正红的广阔疆场!

列车一声长啸,启动了,像大江东去,像万马奔腾……

再见了——同志!

前进吧——列车!

开始吧——战斗!

在广阔的天地里,红卫兵粗大的双手,将捧出红日,照彻——全球!

青年的热血是最容易点燃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诗在当时的哈尔滨,在准备下乡、要走来走的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红卫兵把它印成传单,雪片似地撒遍大街小巷。后来认识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当初我们下乡,就是让你蒋巍的诗给呼悠去的。”

傍晚时分,火车抵达黑龙江北部偏远的汤旺河小站。我们潮水般涌下车厢,又蝗虫般挤上二十余辆敞篷大解放,沿着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砂石公路,向团部进发。此时的小兴安岭山麓已进入冬季,又是深夜,我们站在疾驰的敞篷汽车上,尽管穿着棉衣、大衣,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依然像刀切面一样,把脸颊刮得生疼。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彻骨的寒冷和山野泼风穿石透壁般的利爪和刻薄,只一会儿,浑身的棉衣便像纸做的一样透凉了。这时候,想爹想妈之类的小感情被烈风一扫而空,只剩下求生求暖的欲望。我们把脸背过来,紧紧挤做一堆,用以保护体内那仅存的一点暖意,同时乞求般盼望着赶紧到达终点。黑夜无边无际,雪亮的车灯照耀着路前方,偶尔会有一只傻狍子或兔子什么的,闪电般掠过车灯射出的光柱,那一刹那浑身亮晶晶的,叫我们孩子气地惊喜一阵。车队像一排萤火虫,蜿蜒穿过茫茫夜色和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我记得,那时的森林巨木参天,密不透风,波澜壮阔,黑森森壁立在公路两侧,仿佛令人敬畏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巨大教堂。风过处,松涛阵阵,回响连绵,叫人想起教堂钟楼那辽远深厚的钟声。20年后,我再回嘉荫的时候,路两旁的森林已经稀疏多了,参天红松被砍伐殆尽,只剩些纤细的杂木毫无章法地林立着,没生气也没气势,一片弱不禁风的可怜模样。

近午夜,车队到达团部。我们近百个男的集体睡在一座空阔的大礼堂里,其余的人不知被引到哪里。一路火车汽车地颠簸,精神又亢奋,这会儿累极了,打开铺盖草草睡下,冷啊热啊环境怎样啊,完全没有感觉,立马就睡成了死猪。第二天,我和数十人被分到3营11连,据说那是曾在沈阳军区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出过风头的先进连队。

我们到达连队时,早我们一个月来的第一批知青和老职工们手里挥动着“红宝书”,还写了些标语,在路口列队欢迎我们。我拿眼睛在欢迎队伍里四下找,找一个熟悉的身影。心里同时就惊叹着怎么这样巧,我居然被分到她所在的连队来了。

蓦地,一个穿黄棉袄的女孩从路旁的人群中跳出来,两颊绯红,目光炯炯的,兴奋地拉了我一把,哦,是她!

和我同批分到11连的知青,大都是哈尔滨第49中学的初中生,看着就像拖着鼻涕的小孩崽子,像我这样的高中生极少,而我又来自很有名气的重点中学——三中,因此我很快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此外,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女孩(请允许我隐去她的名字,暂且称之为L吧)。她因为我的到来而十分欣喜,并且以为我是主动地、经过一番“活动”而做到这一点的。L大概和许多朋友谈到这点,于是知青中迅速传开,蒋巍和L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蒋巍到11连就是冲她来的。

很快,我从男友们同我谈起L时那闪烁的眼神、调侃的语调,我与L交谈时他们总是借故走开的情形,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已经把我和她认定为“恋友”了,说实话,这使我稍稍有些不愉快。

在哈尔滨时,我是市中学红代会(相当于现在的团市委)搞宣传的。那时,L所在的中学发生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的激烈争执,双方的口号都很激进,却水火不相容,打得一塌糊涂。于是,红代会决定派去一个工作队,由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三中“鬼见愁造反团”组队,去调查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和实质上的“保守派”。我参加了这个工作队。经过十几天紧张而详实的调查摸底,我们判定,L所在的那个组织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另一派很快就散伙了。这样,我和L熟悉起来。

应当说,我对L的印象是不错的,她也是老高二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人长的白净而清秀,戴一副近视镜,举止稳重,善于思考。当然,那个年代思考的都是“革命”和“造反”之类的“理论”,我也如此。因此双方很有“共同语言”,常在一起庄严而郑重地谈“革命大道理”,那是1968年的夏夜,有几次,我们坐在红代会门口街边的石阶上,不知不觉就谈到深夜。渐渐,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亲近的“友情”。但所谈内容依然是“纯革命”而非“关系”和“爱情”之类。L先我一个月去了嘉荫农场(独立一团),很快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说那里怎样怎样好,紧靠黑龙江沿岸,是“反修第一线”。那时的我和所有这一代红卫兵一样,一唱“北斗垦”、“毛泽东”就热泪长流,热血沸腾,我是下决心要开“反修第一枪”的(为此我曾写下“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诗句。据考证,那年代的诗,其’革命”程度,我这两句大概算是顶峰了)。同时,在当时的哈尔滨红卫兵中,都纷纷传说嘉荫那里知青很快会参军发枪,准备打“苏修”,这对我当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亲戚里好几个“右派”之类的人物,父亲也正在“牛棚”里挨批斗,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当不上兵的。去嘉荫以“曲线当兵”,打“反修第一枪”就成了我的最高理想。当时,市革委会一位领导大概比较欣赏我的文笔,要我别下乡了,给他做秘书。我坚辞不受,真心实意地要求下乡(幸亏我真的走了,后来红代会的许多青年都沾上“文革”“三种人”的问题,政治上受到处理)。我给L写了回信,表示正在积极努力去嘉荫,决心在未来的“反修战斗”中打出红彤彤的“新世界”。

但是,去嘉荫分到哪个连队,我是不在乎的。被分到11连,实在是一种巧合。我知道,去哈尔滨接知青的团部人士曾读过我临行前发表的《为了迎接明天》,觉得这个蒋巍是把“刷子”,能写。11连是在沈阳军区搞过讲用的先进连队,他们大概想让我将来为11连写点先进材料什么的,就把我分到这个连队。

因为这种巧合,大家都认为我和L是“朋友”关系。这虽然不是什么问题,但把我想来打“反修第一枪”的宏大政治志向一下“淡化”和“庸俗化”了。倘在哈尔滨,“文革”闹腾得没什么意思了,两人花前月下地谈谈“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和“远大志向”是颇为令人陶醉的事情,既革命又雅致。但在艰苦困顿的边疆和知青大海洋中,这种雅兴完全没有了。我意识到,只有“革命”和“反修’寸能干出大名堂,“谈恋爱”只能毁掉自己。后来,我有意识地和L疏远了一些,也不再做个别谈心,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友情中断。

到连队的当天晚上,连里的文艺宣传队(都是早来的知青)为新来的战友演出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节目。11连真是集中了一批有才华的知青,吹拉弹唱演编导,什么高手都有,还有一对小巧玲珑的哈尔滨双胞姐妹惠英、惠燕,都是能演戏的。他们演出的旧社会穷人受苦受难、流浪要饭的忆苦节目,把全场人感动得热泪长流,大家不断振臂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我的天,那种情绪,要是上级下令马上去炸掉克里姆林宫,我会立马出发的!

参加了几天劳动。冬天了,没什么农活,无非是砍砍柴。转业兵出身的排长领我们这帮孩子穿树林,越山沟,不时要来个“跑步”、“隐蔽”、“冲锋”什么的,搞得很刺激,像真事儿似的,好像明天就要上前线。我们傻乎乎地跟着做,时刻准备把自己“光荣”掉。

记得好像是第11天,团部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团“文革办”当秘书。瞧瞧,“革命”有好处吧。

那是一个下雨天,“东方红”拖拉机把我和行李慢慢腾腾送到数十里之外、紧傍黑龙江边的团部。我报了到,与先已调来的哈尔滨知青张克非同住一处白色小房。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很安静,整洁,烧火炕,环境显然比连队里闹哄哄的知青大宿舍好多了。我很高兴,很满足。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工作。当红卫兵锻炼出来的本事,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办小报,写政论、“清理阶级队伍”和团部工作动态,用各种字体刻钢版,再套红印刷,报头上还刻有毛泽东头像。我一个人把十天一期的报全办下来了。这些报发到团长和各位领导手中的时候,把他们震得一愣一愣的。他们在山沟里呆久了,哪见过手工操作、却又这么精美的小报,而且又是蒋巍一个人干的!我迅速成了团部上下知名的伎伎者和干将,颇得团长石某的赏识。没多久,基层的连长指导员见了我都像当兵见了当官的,动不动举手敬礼。我也学着部队习惯,很老练也很潇洒地回个礼。有时回连队或出门办事,路上只要遇到团部的车,我一招手,司机都客客气气把车停下。一个小知青,下乡没几个月,地位如此显赫,可以想见我是多么春风得意。

这个团的团长石某在部队是副团级干部,1966年3月,他带领800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文革”开始后,石某把原农场干部大部分都打倒了,他的部下则纷纷做了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大权集于一身,决策说一不二,走路都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对我如此赏识,显然于我是极有好处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制订了一个培养“后备干部”的名单,都是知青,我是“副团长”人选,与我同屋的张克非则是“副参谋长”人选。

1968年,全国都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有一大批干部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揪出来打倒了,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独立一团紧靠黑龙江边,对岸就是所谓“苏修”,“敌情”观念搞得非常紧张。据介绍,在“清队”运动中,全团挖出数百名“苏修特务”和“特嫌”,他们在独立一团大肆活动和破坏,1969年初的一个深夜,团里的面粉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整个厂子烧没了,库房里堆成山的成袋面粉烧焦了不少,后来的几个月,大家一直在吃这种黑乎乎的咯牙的黑糊面,直拉稀。石团长在大会说,这就是“苏修特务”干的,弄得我们这些小青年义愤填膺。

那时,团部、九连等几个地方设了集中关押“特务”的地方。我都去看过,是真正的法西斯式的集中营。团部这里的,是一幢森严壁垒的大房子,外面有荷枪实弹的知青日夜把守。那天,我穿着假模假式的黄棉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绷着满脸的“阶级斗争”进去“视察”了一番。大房子里光线极暗,一股呛人的汗臭味扑面而来,几十个黑不溜秋的“特务”分住在两层板铺上,剃了光头,表情呆滞,目光阴郁。随着知青出身的看守一声令下,所有“特务”齐刷刷立正站在地上。我问看守,他们都老实不?看守说,有的还行,有的很顽固。说罢,他突然抬脚猛踢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这家伙最不老实”。那人唉哟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毫无表情,冷冷地走开了。今天回忆起来,我那模样肯定像个法西斯少校。

在九连的那个更是地道的集中营,外面围着几近人高的铁丝网,入口处有守卫,每天换岗喊口令。为防止“特务”自杀和逃跑,不许他们系腰带和鞋带,上厕所得提着裤子、倒拖鞋走路。对态度不“老实”的“特务”,有的看守极其残忍,用烙铁在他们的背上像对待牲口一样,烙下号码。那时,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和正义的,我为独立一团有这么多的“苏修特务”而深感震惊,更加感到“防修反修”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此外,“文革办”一个李姓知青有一项专门工作,就是每天根据各连汇报统计,夜里全团境内有多少“苏修特务”放的红黄绿之类的信号弹升空。然后他在地形图上用各色铅笔标出信号弹位置。有几次,我拿来看看,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我奇怪地问,我在连队、团部这么长时间,怎么一次没看到呢?实际上,那时候全团上下人人自危,都以报告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来显示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和可靠。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69年春,兵团政治部派来一位现役军人孔干事,了解独立一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情况。孔干事个子不高,戴一副近视镜,话语不多,性格温文尔雅。我奉命陪他走了几个连队,虽然时间很短,却从他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本事,那就是调查研究。我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除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跟着造了几年反,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但哈尔滨三中这所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一个好处,就是善于学习和思考。我有许多爱好,游泳滑冰滑雪美术书法围棋,都没拜过师,都是在观察和研究别人的过程中自悟的。我和孔干事下到连队后,听连领导的汇报,也找那些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人谈话,了解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参加“特务组织”的。他们哆哆嗦嗦地进来,一看一问,这些“特务”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场老职工,没多少文化,只会种地。一问出身,大多是贫雇农。问“苏修”给卢布了吗?没有。

问多了,我和孔干事一脸疑惑。那时候我年轻,嫩得像水萝卜似的,没什么深刻的见识,但常识叫我发出一个疑问:“苏修”找这些没本事、没文化、只会种地、几乎不出门的农民当特务有什么用?那些农工见我们这样子,渐渐敢说话了。他们流着泪说,他们不是特务,是屈打成招的。他们伸出拇指叫我们看,整个手指是一根包着皮的骨头,指尖处则是一个肉球。他们说,这是用铁丝拴住大拇指,把他们吊在房梁上打,勒的。他们还脱了衣服给我们看后背,一道道紫红的鞭痕交错纵横,令人不寒而栗。

真相渐渐显露出来。黄昏之时,浴着和暖的微风和淡淡的晚霞,我和孔干事漫步在乡间小路上,谈起这些事情,都感到独立一团的“清队”搞出这么多“特务”,一无证据,二无搞破坏的事实,显然是有问题的。孔干事决定,马上回兵团司令部汇报。我则回到团部,暂时不动声色,等待回音。

孔干事回到兵团司令部是怎样运作的,我不得而知。但很快,司令部派来以现役军人张斗处长为首的调查组,深入到独立一团“清队”“先进单位”20连。孔干事没来,但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去看看。我隐隐感觉到,这可能是一场大斗争的序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必须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决定自己的态度。于是,我没向团长请假,坐上一辆大卡车,悄悄跑到数十公里之外的20连,见到张斗处长、苗秘书,在兵团政治部工作的北京知青张志仁等人。张斗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多才多艺的老军人,身材高大,威风凛凛,声若洪钟,拉一手漂亮的二胡。兴之所至,唱上两口京剧,抑扬顿挫,声震屋瓦。北京知青张志仁后来也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到了20连,我才给团长石某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20连,说“工作组让我来当个帮手”。石某在电话那边一声不吭,啪,把电话摔了。过了一会儿,我的顶头上司、团文革办主任李景尧(石某带来的转业兵,号称石某的“五虎将”之一。此外,团内还有“五大叛徒”,即转业兵中同情原农场干部的几个人)又给我打来电话,声色俱厉地说:“蒋巍,你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是错误的,我命令你立即返回!”我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工作组人手不够,希望我留下帮帮忙啊。”李景尧大为光火:“如果不回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电话又掉了。

我把这个情况向张斗处长作了汇报。张处长很和蔼地瞅着我说:“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我不好说什么。去留,你自己定吧。”我默默走开,走到波涛滚滚的黑龙江边,眺望苍山云海,大江东去,以及对岸“苏修”高高的边防哨楼、寂静的林丛和田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究竟跟着团长跑,还是站到工作组一边?

现在我是团长的大红人儿,拍好他的马屁,谋取个一官半职,狐假虎威,日子肯定会过得不错,将来也能弄个好的出路。孤身一人,在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边疆苦熬,领导关系怎样可能关系到一生的命运。可是,我又想起了那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农工,他们的控诉,他们的血泪,他们的冤屈。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面对鲜血和眼泪怎么可能保持沉默呢!那一刻,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伟大的升华。一个刚从兽性大泛滥的“文革”烈潮中跑到边疆来的红卫兵,良知突然觉醒并且烈火般地燃烧了!面对权势薰人的错误路线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第一次饱含深情,自觉地站到人民这一边!自此,我知道了,我们国家的底层是怎样一种状况,人民在怎样艰难地存活和苦斗着。在我后来做记者、官员兼作家,现在又在北京做报人的人生经历中,在许多次重大的时刻,这种认识和情感一直是我做出抉择的基本依据,并使我终生受用无穷。

我毅然决然留下了。经过深入调查,一个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血淋淋的“清队”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据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清查,独立一团在“清队”中共抓了444名“苏修特务”、“特嫌”,折磨至死40余人,各种刑法20余种。拳打脚踢不用说了,三角带蘸凉水抽人;钉子板抽人;铁锅烧红了,把人头往上按,烤得头发咝咝冒烟;把葱捣碎了,糊在眼睛上;用铁丝拴住大拇指和大脚趾,背朝上吊在房梁上,背上压一块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用的平衡陀,你还不承认是“苏修特务”,脖子上再吊几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手指和脚趾的肉就全被持到端部而成了一个肉球。有的被打得腹部发胀,鼓鼓的像个气球,三角带再拍上去,肉皮啪地就开裂了。有位女劳模,被扒光衣服吊起来毒打,打手又将其轮奸,之后,竟残忍地用别针将她的阴部缝住。被打死的人,有的塞进黑龙江的冰窟窿里,有的在野外架火烧掉了事。当张斗在20连全连大会上当众宣布所有“特务”都解除监管、平反之后,那些农工眼含热泪,激动不已。因为连队指导员、团长的亲信侯某也坐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瞅着大家,胆小的便弯着腰在长条板凳底下鼓掌,胆大的则不顾一切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那一刻,我也被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我的抉择是对的!

几天后,我把我在20连搞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我的认识和分析,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信,托一位司机带给团部的几位哈尔滨第三中学的老同学。我对他们有着纯真善良的友好感情,在信中,我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团长搞的“清队”是错的,是“打击一大片”和残害群众的行为,是“实行白色恐怖”。我说,“下一步全团很可能为此发生大争论,如果我提供的事实还不足以使你们信服,也请你们不要贸然表态,站到错误的方面去。”这封信,我是请那几位同学秘密传阅的。但是,同学之间很快发生了严重分歧,我的信传来传去,不知怎么流落到团长手中。后来我才知道,团长看了此信后,大发雷霆,恶狠狠骂了一句,“没想到,蒋巍是个叛徒!”

自此,我就成了全团知名的“小叛徒”。

半个月后,我们形成了调查报告,回到团部汇报。那是一个阴郁的下午,风很大,团长带着文革办主任等“五虎将”气势汹汹进了会议室(一间普通但较为宽大的民房,开会时有人坐炕上,有人坐在凳子上),见到我,团长脸色铁青,细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凶光,便把脸别过去,好像不认识似的。以往见我那满面的和蔼春风,张口闭口“小蒋”的亲切态度,再也没有了。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斗介绍了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我则念了由我执笔起草的《20连在“清队”中大搞逼供信、施用20余种刑法的调查报告》。没等我念完,坐在炕沿上的团长突然站起,恼怒地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拿枝节问题否定文革大方向,否定清队大方向!”说罢,他转身拂袖而去,五虎将也都起身噎噎噎跟着走了。张斗门坐在炕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面面相觑,房间里一片沉默。

第二天傍晚,工作组决定撤回去。团长再未露面,工作组刚登上去火车站的汽车,团部突然聚集起数百名转业兵和知青,把汽车团团围住。他们高呼着“不许否定文革大方向”、“不许否定清队大方向”、“不许破坏独立一团大好形势”等口号,要求张斗出来讲“清楚”,围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放车走。沿途经过几个连队,都有上百人出来拦路围攻,朝车上扔砂石和烂菜根什么的。

我本来是给工作组送行的。工作组一撤,就剩了我孤家寡人一个。数十人(其中有不少是我熟悉的知青战友)有男有女,一下把我围起来,潮水般拥来拥去,拳打脚踢,骂我是“叛徒”、“小爬虫”、“黑五类”,撕衣服,吐唾沫,抓头发。我愤怒地抗争着,并且学生气地高喊着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时我惊愕并且痛苦地意识到,几天前还那么亲切的战友,只因为利益和认识的不同,脸一变,就成了如此可怕的仇敌!

我眼含愤怒的热泪,一脸伤痕、满身破碎地回到宿舍。好友张克非因为观点的不同,冰冷着脸不理我,把行李卷起走入了(后来是非搞清之后,我们又成了好友,数年前他因病去世)。在黑龙江边这幢黑黝黝的小民房里,只剩下我一人。我疲惫不堪地倒在炕上,禁不住热泪长流。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多么地艰难,无私无畏地维护真理和正义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知道,我的好命运可能就此完结,团长恨我如眼中钉,众多战友弃我而去,将来即使是非搞清楚,团长无非做个检讨完事,而我不过是个“扎根边疆”的小毛毛虫,团长要往死里整我,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轻易。但是,我坚定地相信我的抉择是正确的和正义的。绝不退缩,绝不投降,死也不说一句软话!就在那一夜,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两句诗,是借用小说《红岩》里的句子:“是六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干秋雄鬼死不还家!”

后来的日子苦极了难极了。迎面抛来的辱骂,没人理睬的孤独,去食堂打饭要五两给你三两,晚间打开铺盖,被子里塞了死耗子或者几把砂子。不久,全团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正式做出决议,要求蒋巍作“深刻检讨”,并下放回11连“劳动改造”。八

4月下旬,我黯然回到11连。这期间,兵团副军级领导屈副司令员来到独立一团;,团长手下数百人一攻,屈副司令没果几天就走了,没啃动石某这块“硬骨头”。

在连队,我成了受着严密监视的“劳改对象”,被下放到农工班当农工,干了些修水利、积肥、上山砍木头之类的活儿,一言一行有人汇总报告,连里的同志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那个女孩L已经调到营部当干事去了,我苦闷极了悲愤极了,却无一人可以一诉衷肠。我还听说,团里已经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我的家庭历史。连队指导员谭某也是团长的亲信,被称为“谭小胡子”。他不时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改正错误。”我那时完全是放挺的态度,死硬到底了。谭某做我的工作,我就来个“反工作”,要他“认清形势,认清是非,团长搞错了,你不要把自己也赔进去。”

5月上旬,我在连队“劳改”了八九天的样子,一天,突然接到工作组那位北京知青张志仁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团部,说他跟随兵团政治部主任段景岳等人到了,这次要下决心解决独立一团的问题,要我去协助工作组做些工作。我大喜过望、立即搭车到了团部。

5月10日,全团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数百人(大都是团长带来的转业兵)聚集在一座礼堂似的大空房子里。段主任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干瘦的老军人,处事却极为果决。他当场宣布了兵团党委的决定,让团长石某停职检查。这时会场大乱,一片乱轰轰的吼叫声,有人领头高喊:“坚决拥护石团长的领导!”“兵团工作组滚出去!”“打倒罗瑞卿的反动军事路线!”接着好几位石某的虎将和知青骨干相继跳上讲台,抢过话筒,怒气冲冲地声讨兵团党委的决定,场里则不断发出海潮般的喧嚣和叫好声。坐在台上的段景岳主任及兵团其他干部只能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我则一直悄悄坐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这时,有人在台上叫喊说:“工作组在20连蹲点,吃了半个猪,那个叛徒蒋巍也跟着吃,什么调查也没搞!”

我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大吼一声:“你撒谎!”

我拼命挤过拥挤的人群,无数拳脚落在身上。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讲话!对疼痛完全没了感觉。我终于冲到台上,抢过话筒,转身面对会场,大声说:“你们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同志,你们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可是,‘清队’里把那么多贫下中农打成特务,打伤的打死的,你们连一点感情都不动吗!独立一团的‘清队’搞错了,我有铁的事实!”

“你这个叛徒下去!”“小反革命,下去!”场下响起一片哄叫声,几个人又跳上来抢话筒。

“不让我讲话,只能说明你们害怕事实!”我竭尽全力喊道。

会无法再开下去了。段主任和兵团干部愤然起身离去,我意识到,这时我要下到会场,狂乱的人群会把我打死的。乘着混乱,我从后门悄悄溜走了。残局我是收拾不了的,只能看兵团怎样决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搭一辆马车回到11连。无论如何,连队总比已经大乱的团部安全多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发配到连队劳动,不过是自愿的。

“5.10’大会,是嘉荫农场“文革”中一次重要的大会,现已被载入场史。自这次大会,原先仅仅在兵团工作组及我本人与团长及其亲信之间的斗争,野火般蔓延到各个连队,我也成了全团著名的风云人物。很快,全团大乱了,所有关在集中营里的“特务”、“特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成了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连队都分化出一小部分,是属于兵团和我这“派”的。有意思的是,17连仅有8个女孩支持我的观点,而且态度十分强硬,号称“八大仙姑”。后来我认识了几位,其中一位思想活跃、出身军人家庭的浙江女孩,几年后成为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友。不过因为命运的波折,我和她经过数年书信往来之后,也终结了。1981年秋,我和妻子雪扬旅行结婚去杭州,曾想去看望这位早年女友,终因没有回音而作罢。

这次“自我下放”连队18天后,兵团派来几位现役干部接掌权力,有曲政委、李海副团长等。我又被调回团部,协助他们工作。但是,阻力依然很大,团部工作人员大都是石某的老班底,各连队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石某亲信手中。石某表面上停职了,背后其实都由他操纵,什么事情都落实不下去。从办公室到宿舍,聚众闹事,激烈辩论,一波连一波。我的工作自然受到团长亲信的强烈抵制,谩骂攻击从未停止过。我孤苦伶仃,又陷入深深的苦恼,此时已是初夏,无事可干,便常常到黑龙江游泳,有时兴之所至,便游到江心的无名岛上,躺在温热的沙滩上晒太阳。蓝天丽日,白云悠悠,江水寂寂,内心充满无奈和悲怆。倘真要扎根边疆,难道就陷在这无尽无休的纷争中了此一生么?此前,中苏之间的珍宝岛之战已经打过,边境十分紧张,我躺在说不清是中国地方还是苏联地方的无名岛上是很危险的。不过,陷在无望和愁苦中的我已把生命看得很淡很淡了。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其实与死是没什么区别的。江上,时有苏联巡逻艇突突驰过岛边,百无聊赖的我居然胆敢向艇上的苏联军人招招手,用俄语大声向他们问好。他们见我如此友好,也微笑着招手向我问好。这美好的镜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初“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世界革命理想”一下子全然轰毁了。我想,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多么美好呵,干嘛要打仗呢!返城后,我依据这段感受,写了一篇小说《镶在地球上的花边》,里面编了一个中国男知青和苏联姑娘在岛上相遇,而后发生爱情的故事。小说写成时,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先后寄给《花城》等多家刊物,都被礼貌地退稿,最后在《漓江》上发了出来。这是后话。

暮夏,新来的曲政委见我实在难以工作,同时也为了减少阻力,就说,“小蒋啊,你还是先回连队吧,这样你的处境可能好些。”我以为,这样的处置并不合适也不公平,但团里乱成那样,呆下去也没意思。我第三次被发配回11连。

这回是真正的“劳改”,指导员“谭小胡子”怕我把知青鼓动起来,给我派的活儿都是近乎单干的,喂猪,赴马车,做饭,上山伐木。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骑马,有时心情不好,便骑一匹雄壮的粟色马,驰入秋色斑斓、暮霭如烟的原野,劲风迎面吹拂,天地间一片开阔,积存在心底的郁闷也便尘灰般飞散了。一气跑到黑龙江边,放马于水边草滩,我或坐在岩石上,或躺在沙滩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听江鸥和小鸟在江上和树林里惆嗽,看心爱的马散漫地倘佯于草地上,心里便升起一片透明的湖水般的宁静,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苦了,思绪缥缥缈缈进入一种空灵。这时就觉得生命原本是很阔大的,生命是可以飞翔的,一切都会过去,正如一切都会到来。这句话后来成了我深爱的座右铭。

那时的乱是有好处的,就是迫使大家都动脑子想是非了。11连的知青有一批层次较高的,他们大都来自哈尔滨、杭州等比较好的中学,如哈尔滨师院附中、杭州二中。回到连队后,哈尔滨知青刘相才、高惠民(现名高卉民,黑龙江省著名花鸟画家)等迅速成为与我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逐渐团结了一大批知青站到我们一边。尽管指导员“谭小胡子”依然大权在握,可多数知青已经不听他的了。一次连队里选举“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大家居然把我和刘相才选上了,这大大出乎“谭小胡子”的意料。但是,斗争仍然十分艰难,转业兵们一直牢牢地抱成团,同团里现役领导对抗。7月下旬,该收麦子了,各连执掌领导权的转业兵置麦收于不顾,一夜之间突然集结起上百人,坐火车直奔沈阳军区集体上访,企图让石某恢复官职。这一年,全嘉荫农场的数十万亩的麦子颗粒无收,全部烂在地里了。

一天,在营部,我遇上做了营部干事的女孩L。她穿一件褪色的黄军装,脖颈上围一条鲜红的围巾,依然很清秀的样子。风风雨雨的,好久未见了,我们站在道边的树荫下聊起来。她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劝我不要同团长顶牛,就是团长下台了,他手下那批人也不能都换掉,“你的命运、户口都捏在人家手里,搞不好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我则坚持己见,表示宁可死在这儿,也要斗争到底,绝不退缩。谈着谈着,我们吵起来了,我责备她太“软弱”,她说我“没长远打算”“一意孤行”。她眼里有了泪,我也激动不已,末了我气得一转身大步离去,把她抛在那棵孤弱的小树下。走出好远,我回头望望,苍茫的原野上,她依然呆立在树下,似乎在抹泪。

我的心一下软下来,想回去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大半年来,我如此的艰难和孤立,到处遇到的是白眼、冷遇、谩骂和攻击。我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困境中多么渴望有人能理解和支持我,激励我在抗争之路上走下去。只要她说一句话:“蒋巍,你是对的!”我将会得到怎样的激励呀,但是……

我们在哈尔滨建立的那点友情,不可避免地凉了下来。返城许多年以后,听说已为人妻的她患了重病,去世了,我心里一阵怅然并且涌起深长的歉疚之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家都像飘萍似地艰难存活在偏乡僻壤,思想沉郁,前途缈茫,她的软弱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完全出自对我的担忧和爱护,我不该那样激烈地待她。惜乎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纯真而善良的L已是黄泉路上人,我的哀悼之情只能写在本文中了。

这以后的我真是灾难重重。当马车老板,从外面拉回四大汽油桶水,摘马嚼子时,被那匹架辕的烈马一脚踏翻在蹄下。眼瞅着车轮朝我压过来,幸好平日喜好体育活动的我反应还快,猛地一侧身滚出来,就见车轱辘嗖地从我披着的羊皮大氅上深深地压过去,旁边晒麦场上的二百多知青全吓傻了。好半天,大家才围拢上来,惊魂未定地说:“蒋巍,你可是拣条命啊!”

冬天上山伐木,一截回头棒子闪电般飞来,重重击中站在我身边的一位佳木斯青年的头部,他当场口鼻流血,死了。我含着热泪,在油灯下给他清洗了血迹,换了新衣。19年后,即1988年,我重回农场,特地买了一瓶北大荒酒,去祭扫他的坟墓。当地农家的死者年年有人祭扫,而知青的坟墓则因无人照拂,已是一片荒草凄凄,遗迹难寻了。残阳如血,天荒地老,我不禁热泪长流。

杭州知青初到连队后,与哈尔滨知青发生尖锐对立。那时,指导员已经左右不了局势,知青们都听我和刘相才的指挥。于是,连队领导暗中进行挑动,结果杭州知青与哈尔滨知青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动了铁锹、菜刀、扁担、钢叉,伤了数人,并波及全营。入夜,哈尔滨人还把数台拖拉机开出来,打开雪亮的前灯隆隆开进,当坦克用。那一夜,本连和外连的杭州知青全被好勇斗狠的哈尔滨知青打散了。我们集中在11连大食堂,准备了成堆的砖头,并把大饭桌拆下来堵到窗口上,以防杭州知青调集更多人马“反攻”。连续两夜,我们几乎没合眼。第三天,流散在外连的11连杭州知青代表来电话,要求“停火谈判”。发生这场“扭转斗争大方向”的知青争斗,本来就是我不愿意的。维护团结,稳定大局,才能集中力量同石某的“清队扩大化”错误做坚决的斗争。我当即表示同意。荒野上烈风阵阵,杭州知青回来了,为表示诚意,他们都空着手。可愤怒已极的哈尔滨知青迎上去时,还是有一个姓赵的乘人不备,悄悄往一位杭州知青的屁股上扎了一刀。事情报告到我这儿,我愤怒已极,把姓赵的大骂一顿,并令这位赵姓知青负责给这位杭州知青治伤的全部费用。

经过与杭州知青代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订立了诸如“两地知青不得分居,以防遭到偷袭”之类的条款,这场风波才被压下去。

1969年冬,兵团党委见石某的势力把持着各连队的权力,十分顽固,不得已,从各师抽调了二三百干部,派到独立一团实行全面接管。新的团长、政委配齐了,石某被停职并且调出了,跟着石某出了不少坏主意的原政治处主任被撤职了。所有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原农场干部、职工被平反了。

我终于扬眉吐气了。1970年5月,我第三次调入团部。7月,兵团政治部来了一纸调令,调我去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秘书处做秘书,地点在佳木斯市。在地老天荒的边疆农场呆了1年半,清晨一走出佳木斯火车站,面对那平坦而清静的站前广场,心里不禁发出惊叹:这城市好宽阔啊!

在嘉荫,我名曰“上山下乡”,其实没干多少地里的活儿,反倒搞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烈火怒潮锻铸了我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块人生基石,那就是:同人民在一起!

都说愤怒出诗人,我不行。愤怒的时候,我只会行动,不会写诗。做了兵团狐假虎威的大秘书,心情舒畅了,我才开始写起诗来。虽然不再写“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之类的诗句了,那气魄也差不多。